“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不继，行军大忌。”吃饭问题是战斗力的基础和兵心的力量源泉，更是指挥员行军打仗首先思考的战略难题。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关系到红军能否翻过雪山、越过草地，胜利到达战略后方，关系到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更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其承载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更加突出。那么，红军长征中是如何解决吃的难题呢？
一、组建应急机构，加强给养工作组织领导
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和作战需要，各级后勤组织机构不断完善和充实。红军总部就成立了包括财务、出纳、军需和军事工业局等在内的总供给部。在长征开始时，团以上单位在完善供给机构的基础上，还组建了数量不等的运输队，其中中央红军的运输队中仅民工就有上万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由于敌情紧急，准备工作尤为仓促，部队只补充了少量的给养，以致机动过程中时常出现粮弹不继的情况。加之在长征初期实行的是大搬家式的转移，后勤机关庞大臃肿，造成“尾巴”过大、行动困难，使大批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部队疲劳不堪，湘江一役损失过半。严酷的现实使红军各级领导认识到，只有改变原有供给制，成立精干高效的给养保障机构，才能适应长征需要。
一是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鉴于红军长征的特殊环境，1934年11月10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颁布没收征发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的命令》。规定从团至总政，均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在同级政治机关指导下工作，各级没委间建立直接的指挥系统，各级没委主任及工作人员中的出纳、会计、保管完全脱离军职，其余由各级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工作人员兼任。条例还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工作程序。1935年2月，随着情况变化，总政明令取消各级没委，而在各级政治机关内设立没收征发科，没收征发工作仍由政治机关领导。遵义会议时，整个长征期间部队筹粮、筹款、征集物资工作的命令、指示都是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和总部主要领导人名义发出的，同时，通过军委机关报《红星》给予具体指导。所有这些表明，红军长征的给养工作具有高度权威性和绝对政治性。
二是设立先遣队。遵义会议后，红军为了改变以前筹措物资混乱局面，严肃执行党的政策，中革军委决定改变红军的物资筹措方式——通过成立先遣队来筹措给养物资。1935年，中革军委给各军团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收集资财粮食的指示》。指示中强调：为严整部队纪律，争取黔西南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各部队筹措资财与给养，应以团为单位，由各连队派给养人员，在地方工作部领导下，组织先遣队，统一进行筹划、没收与分配给养的工作，严禁各连队在行军中打土豪。在宿营地区仍须发动连队积极调查土豪，但未得到政治处批准前，严禁没收。1935年1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中革军委纵队成立了先遣工作团，这是一个由政治部门和供给部门合组的联勤组织，编有70余人，并配有电台和1个便衣连。各军团、师、团，在行进中也相应组织了先遣工作队。先遣工作团通常是随前卫部队行进，在军委纵队出发前一至两天，以便在部队前面征集粮食和物资。筹集到的粮食，按计划进行分配。先遣工作团（队），对红军的给养保障起了很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仅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从遵义到草地这一段，就筹款到70余万元以及相当数量的粮食。
三是设立筹粮委员会。部队进至毛尔盖等少数民族地区时（主要是藏民），粮食补给更加困难，部队几乎天天为粮食发愁。为加强领导，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军委组织了“筹粮委员会”，按红军驻地划分为毛尔盖和黑水两个筹粮区域，并在毛尔盖、芦花城设立粮委，分别由杨至诚、贾拓夫负责领导，团以上各机关、部队设筹粮委员会。当时，藏民田里的麦子开始成熟，总政治部1935年7月18日发出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不能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才允许收割民田中已熟的麦子食用；收割时应首先收割头人土司的麦子；收割普通藏民麦子时，必须将所收数量、原因等，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后可拿木牌向红军领回粮钱。通令还规定由各军团与师统一将麦田作大体的划分，然后由各团再向下分，收麦的数量逐级上报并统一分配。各部队起早贪黑割麦筹粮。当时朱德总司令年近半百，不仅同战士一起割麦打麦，而且还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粮回驻地。徐特立、林伯渠当时虽已年逾50，但都参加了收割麦子的劳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筹粮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从7月15日到8月15日共筹到粮食75万斤，其中毛尔盖地区筹粮30多万斤，除按每人带粮10斤补足外，尚余一部分留给后续部队。黑水地区筹粮也基本上按带粮10天的计划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