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毛泽东斗争的前因后果

　　这采用的依然是将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纳入学术轨道的基本策略。

　　康生在这个会上自然又扮演了对立面的角色。他依据毛泽东的精神说：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划清界限，不要打击左派，要“依靠左派”及“打击右派”，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

　　然而，彭真毕竟控制着“五人小组”以及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更多权力，在他的主持及安排下，一个基本体现彭真意图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写成了。这个提纲可以视为彭真对抗毛泽东政治斗争部署之最主要的行为。《二月提纲》表面上接受毛泽东指示，实际上却尽可能地把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温和化、学术化。这是彭真利用党内合法的权力及程序进行政治操作的一个范本。

　　2月5日，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这个提纲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刘少奇明确表示，对这个提纲没什么意见了，并同意彭真向毛泽东汇报这个《二月提纲》。

　　2月8日，彭真等人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这是一个看来十分正常的程序。在汇报过程中，彭真讲述了《二月题纲》的内容，但并没有照读《二月提纲》的原文。毛泽东对此做出了严正的指示，他再一次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面对面的斗争。尖锐的斗争性质掩盖在正常的汇报谈话之中。彭真需要一个在毛泽东这里汇报了《二月提纲》并且得到通过的合法结果。而毛泽东在面对面的谈话中虽然保持了领袖的从容，却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松动。汇报期间，毛泽东还两次问到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容对方躲闪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关键问题。对此，彭真含糊其词地勉强回答：不能算。

　　也许，毛泽东并不一定需要彭真的任何回答，他所需要的是自己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彭真同意不同意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不影响毛泽东在往下的斗争中摧毁对立政治势力的决心和行动。毛泽东对彭真指出：“要保护左派，不要打击左派。”又指出，“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不管毛泽东做了什么样的口头指示，彭真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他已经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过了《二月提纲》。他随即将《二月提纲》略加修改予以定稿，并加上一个中央批示，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全党，让各级党组织照此执行。

　　《二月提纲》是一份充分表明彭真策略思想的纲领性文件。它提出“放”，提出“先立后破”，提出防止“左派学阀”，提出“纯学术讨论”，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等，无疑是一个抵制毛泽东政治思想革命的举措。

　　斗争进行到这一步，毛泽东与彭真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仅仅在面对面的范围内是难以解决任何问题了，毛泽东开始在党内正面展开大规模的行动。

　　3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时，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这是对彭真、陆定一等人控制的中宣部及有关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提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所谓“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更是含义十分明确，因为农村工作部是1962年被解散的部门。

　　3月28日－30日，毛泽东又多次找康生、江青谈话，批判《二月提纲》混淆阶级阵线，颠倒敌我关系。他说：“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这是毛泽东与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正面行动相配合的又一侧翼行动。他开始更为认真地组织像康生、江青这样的左派，并且通过他们在全国上下组织左派队伍。在这里，他无疑已经超越了党的按部就班的、合法的组织程序。

　　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合法的。这是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一个毫不迟疑的原则。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战略部署，可以看到，他始终贯彻了这个政治行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