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毛泽东斗争的前因后果

　　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出台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的真实处境。毛泽东有没有权力？毫无疑问，毛泽东具有很大的权力。毛泽东的权力是无限的吗？显然不是，毛泽东的权力有着明显的限度。当毛泽东在评《海瑞罢官》一事上如此耐心地捕捉机会、排除阻力、逐层推进时，我们已能看出他当时的政治处境。

　　此刻，他抓住了一个突破口（也还是刚刚开始突破），突破与反突破的斗争便立刻展开。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深知此时绝不可犹豫。

　　从1965年底－1966年5月16日这四五个月时间中，在《海瑞罢官》问题上，在彭真问题上，也就是在未来的整个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斗争显得十分地致密。阻力越大，他调动攻击力的决心越大。仅仅在撕破《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上，他就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兵力。

　　作为中国特别的一年，1966年开始了。1月，我们就看到了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活动。

　　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在这个会上，胡绳传达了毛泽东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并在传达中有意隐瞒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论断。彭真则在会上提出一个“放”的方针：“扯得越宽越好。”“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这已经显露出彭真对抗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基本策略：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扯离政治问题而纳入学术领域。

　　康生则在会上摆出了针锋相对的姿态。他指出：毛主席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6月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怀罢官以后即着手写《海瑞罢官》。

　　尖锐的斗争以面对面的形式在会议桌上展开了。

　　1月上旬，刘少奇做出偏袒彭真的讲话，他说：“写文章要慎重，要有高水平，要写出高明的东西。这是打笔墨官司，不要辱骂。”

　　同期，陆定一在中宣部召开会议，同样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向学术化：“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1月9日，彭真在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时，特别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的有关论述。

　　1月17日，在彭真的部署下，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哲学研究》六个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许立群明确宣布，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由他们直接掌管，稿件、版面都要送审，极力控制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

　　与此同时，相对的舆论则从林彪、江青那里升起来。

　　1月18日，历时二十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会议高举林彪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旗帜，认为“突出政治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提出来的。”提出“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以毛主席指示为标准。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移。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这无疑为毛泽东正在开展的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提供了必要的舆论与充满实力感的威慑。

　　紧接着，2月2日－20日，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了《座谈会纪要》。这又是一个色彩极为鲜明的政治举动。林彪与江青的联手合作颇有意味地展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期间所做的力量调配。

　　斗争进入2月份时，彭真等人的活动更为紧密。

　　2月3日，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个“五人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64年设立的，由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彭真在这个会议上再次讲明，“已查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他还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不要讲庐山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