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毛泽东斗争的前因后果

　　11月，中国政治舞台上同时发生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一件，是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它后来成为全军工作的指导方针，也表明林彪进一步稳步地扩大着他的政治影响，给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实际权力上的支持。

　　另一件事，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11月10日在《文汇报》全文发表。

　　对突破口的攻击正式开始。

　　毛泽东当即指示全国报刊予以转载。但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各报刊举步不前。毛泽东又指示出小册子，北京市面对上海新华书店发往全国的征订单，又迟迟不做反应。这一切不过反映了在彭真以及各地彭真式人物的把持下，全党的权力结构对毛泽东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指示表现出了巨大的消极抵制。

　　然而，既然已经抓住了突破口，既然已经发起了攻击，毛泽东绝不会有片刻犹豫。他毕竟掌握着最高权力。他毕竟抓住了一个看来能够做成文章的好题目，并且已经做成了文章。相隔两周半之后，党的权力机器经过一个相当迟缓的旋转之后，毛泽东的指示终于被执行了。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与此同期，全国各主要报刊都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对姚文元文章的大规模转载无疑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声势。即使广大民众还没有意识到这里的阶级斗争信号，但思想界、政治界和知识界却多少意识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发生。

　　在转载文章的过程中，由于彭真们把持着权力，依然对转载这一行为做了别样的淡化与抵消。《北京日报》温和的转载按语是彭真亲自加的。在彭真的布置下，《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在转载姚文元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化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些文章悖离了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大方向，把对海瑞的批判引入了对“道德继承”、“让步政策”、“清官”、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纯学术的讨论之中。

　　当然，这种消极抵制除了最终使彭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以外，并不可能堵住已被突破的突破口。

　　同年12月8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刊登了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该文在批判胡适的过程中，对翦伯赞、吴晗的历史观展开了批判。这个批判虽未点名，但批判的火力更为猛烈。

　　毛泽东于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谈话时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文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翻案联系在一起，就政治斗争而言是极为深辣有力的一笔。只有将《海瑞罢官》与党内已被定性打倒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打倒《海瑞罢官》，也才能真正将矛头指向站在《海瑞罢官》后面的党内当权人物，才能实现大的突破。

　　随后的几天，当彭真听到毛泽东的这个意思之后，不服气地解释“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时，除了加速他本人政治权力更快地消失而外，已经没有任何澄清事实的意义。当毛泽东说，吴晗和彭德怀有关系时，彭真却说，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在这里，毛泽东以其巨大的政治权威、意识形态领域组织有效的攻击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政治步骤，给《海瑞罢官》定了性。

　　一旦定性，就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政治斗争成果。

　　当党内绝大多数上层领导人物（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时，毛泽东已然从这第一步成果中突破了他最终需要突破的突破口。

　　二　撕开突破口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可以视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对这篇文章的出笼过程，我们做了大致的扫描。这是剖析当时党内的政治力量结构所必须的。

　　本书并非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大事记，那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旨在概括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中那些最有意义的过程、情节和因素，并对之进行历史学、哲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的分析，从而得出尽可能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