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毛泽东斗争的前因后果

　　接下来，应京剧界艺术家的要求，吴晗又写就了《海瑞罢官》的剧本。京剧《海瑞罢官》在1961年初由北京京剧团公演。

　　到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全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无疑做出了很大的扭转。七千人大会前后的种种“资本主义”倾向开始被有力地批判，阶级斗争这根弦已经在中国的政治上空绷紧。

　　在这种形势下，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她先是找到中宣部四位正副部长，企图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是没有成功。

　　今天看来，毛泽东及江青最初选择《海瑞罢官》作为批判对象时，大概还没有把它视为后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发端，但是，至少是把它列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对象。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跳出来，颇有点以海瑞自居的情状。特别是其后不久，彭德怀又以洋洋八万言上书为自己翻案，更颇有海瑞的架势。在他们眼里，《海瑞罢官》在庐山会议后不久便浮出地平线，绝非偶然。

　　毛泽东是一位对意识形态斗争极为敏感的领袖。他“深知”可以用小说和戏剧实行反党活动。他大概从一开始就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翻案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他历来相信，一切意识形态的动向都有其社会背景和政治根源。

　　1964年6月5日－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无疑为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发放了一张红色通行证。她加紧活动，动员曾经批判过俞平伯的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依然没有成功。

　　同期，也就是1964年9月，毛泽东指示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县一级，其中包括《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等，作为进行批判的准备。这是毛泽东推动思想政治领域内大革命的又一个步骤。

　　然而，这个步骤又被当时的中宣部及有关部门淡化，当然也就没有真正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这一系列运作中，毛泽东除了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党的许多权力已经不在他手中以外，更加感到需要依靠江青这样的冲锋陷阵者。

　　仅就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斗争的全局而言，没有江青及江青在其后联络的一批意识形态斗争的“杀手”，就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巨大的政治斗争需要给了江青这样一批人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和迅速崛起的机会。

　　1965年初，江青跑到意识形态领域内正刮着“左”风的上海，在市长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完成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有效策划。文章决定由当时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撰写。这就是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著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九易其稿、于同年8月份第十稿方才定稿的文章曾经不止一次送交毛泽东审阅。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关注下，由江青、张春桥及姚文元联手炮制出来的。

　　毛泽东以其巨大的政治敏锐性知道，这是政治上的一枚重型炸弹。当他手中握有这张王牌后，他在整个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中就有了更加含威不露的力量。

　　1965年9月－10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这些话已经非常尖锐地道出了他在随后开展的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主要方向。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明确提出要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进行批判。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当面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的回答显然是有很大保留的：“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彭真并不清楚毛泽东问话中的深意，更不清楚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准备，而毛泽东则通过对方的回答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彭真在这个问题上的顽固立场。面对毛泽东本人如此咄咄逼人的问话，彭真居然还敢做那样保留性很大的回答，其性质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之后的9月23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厅、局长会议上讲到“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讲到“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成为彭真的罪状之一。

　　其实，这不过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很多权力部门对待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域内开展阶级斗争指示的惯例。毛泽东的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之所以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高潮，就在于当时党的一线工作确实被刘少奇、彭真这样一些务实主义者所把持。这也正是毛泽东不得不下最大的决心发动最大规模的斗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