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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后不久梁启超评价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1)

时间：2016-11-15 00:00:00 责任编辑：军情观察网来源：点击：

　　孙中山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庄泽晞，原题：孙中山逝世前夕的报讯与政情

孙中山逝世前夕，正值国民党的多事之秋。先是内部派系林立，左、右之争日益突显，在继任总理问题上，亦多有“太子派”、“元老派”明争暗斗之传闻；对外方面，与段祺瑞临时执政关于善后会议、国民会议的分歧，更使民党疲于应对，而商团事变方且平息，与陈炯明的“东江战事”又起。此情形下，中山的病况更加深其危机，也牵动着时局，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回顾当时各报刊的相关报道，可直观地体察彼时政局情形，通过时人的不同评述，亦可更丰富、全面地认识孙中山之功过是非。

自1924年11月力疾北上，到1925年3月病逝于京，孙中山至其生命末尾，仍旧身处政界纷扰的是非声里。北京政变发生后，欲借此为契机，孙氏携其时局主张启程赴京，便也卷入到各派势力的博弈之中，并吸引了媒体竞相关注。报讯中固不乏捕风捉影的渲染之辞，然通过其间的相关评述，亦可感受政情之复杂多端。清末新学家曾有“报馆即史馆”之说；史家陈寅恪也曾指出，传统史学中的史论“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回到当时记者的笔下情境，今人对于孙氏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之语，或可更有了解之同情。

内忧外患

孙中山北上途中，行至天津时复发肝病，行程因而耽搁多日，后虽勉强抱病晋京，然已颇难周旋时事。在当时港媒的解读，国民党的艰难处境实为孙氏之重要病因，其评论谓：“中山年来在粤，以东江战事，未能得手，商团抵抗，复起风潮，更以诸将意见之难融，饷项罗掘之无术。政务方面，则元老派与太子派并时争权；党务方面，则共产党与不共产党互相水火。办理诸多棘手，调停煞费苦心，以至心血亏耗，肝火升腾，此皆致病之由来也。”（《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2月17日）孙中山抵京之时，虽有欢迎庆典此起彼伏，而当其抱恙于行馆，来访慰问之政界名流亦络绎不绝，对其国民会议主张，声援函电更是纷如雪片。尽管《北上宣言》之措辞依旧慷慨激昂，然港报所透露的情形，正是其多事之秋的生动写照。

1924年底的广州商团事变，如时论所言已“酿成巷战之惨”（《申报》1925年2月19日），使孙政府形象大受影响。随后陈炯明也趁孙中山北伐之机进攻广州，中山病危的消息传出后，形势愈加捉襟见肘，陈部“闻中山病笃，思乘广州人心浮动之机会，特下令大举反攻”（《顺天时报》1925年2月8日）。是时其财政亦甚紊乱，多家报纸曾有报道，如《申报》称：“广东财政自军兴以后，强半为军人所占，收省库市库等于虚设。……故去年（民国十三年）一年，中山曾迭下统一财政之令，无如军队复杂，各霸一方，多持观望态度，无肯首将财权奉还财政当道者。上峰虽三令九申，然占领财权之军人卒无一应。”《香港华字日报》亦谓“孙政府财政久涸”；《中华新报》也刊文提到“广州孙政府此两年来，应付军费，罗掘已尽，目下财政状况，其拮据已达于极点，最近以各军之催索饷糈，已急如星火，而到期外债之追讨，尤有刻不容缓之势”，并有大借日款以还债之消息传出。其困境可见一斑。

国民党的更大忧患，还在于与北京政府的政治分歧。曹锟、吴佩孚政权被推翻后，段祺瑞主掌临时政府，上台后旋即筹开善后会议，连日电邀各省要人来京列席，以沟通各方意见。孙中山一派则不甚配合，提出国民会议与之相持。《益世报》通讯称：“段系政客急进善后会议不遗余力，惟民党重要份子，迄未表示赞成之意，殊属一大难题。”段祺瑞积极向各民党要人疏通，请其“勿再坚持召集国民会议”（《益世报》1925年1月1日）。国民党态度则颇强硬，不仅派员赴各地宣传国民会议，以扩大影响，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发表宣言称：“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为今日民族求独立解放之唯一途径，乃实现本党政策之第一步与以党建国之第一步，故必以此提出国民会议，任何诬蔑、威胁皆不暇顾。愿同志及国民矢诚拥护。”孙中山秘书黄昌谷且向记者表示：“善后会议但可代表各面领袖式之名流、政客、军阀等少数人之意见，比之由农、工、商、学各团体及全国人民所召集之国民会议能代表真正民意者截然不同；中山先生是否加入善后会议，第一须以病体之能否速愈为前提，且必须以该会议是否确能解决各种纠纷为断。”（《京报》1925年1月6日）面对北京政府的恩威并施，乃至需以中山之病为辞，也反映了民党的应对乏术。

本文来自军事观察网-【抗日战争】栏目的【孙中山逝世后不久梁启超评价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1)】文章。文章地址：http://www.jqgc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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