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不愿意坐飞机出行 有什么原因？

　　专机飞行员的职业特点，就是心理稳定、目标明确，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为准备毛泽东的专机，独三团挑选了最好的飞机。1956年的时候，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的里－2。里－2是小飞机，只能载十几位乘客。毛泽东坐的主机是8025号，机长胡萍。还有一架里－2作为副机，机长时念堂，任务是一旦主机故障，就让毛泽东坐副机。同时副机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1956年4月30日，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因为毛泽东喜欢睡硬床，他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安放的软垫换成大一点的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床，为毛泽东布置好了卧室。

　　毛泽东:“你们都很年轻啊！”

　　1956年的5月3日，是个晴朗少云适合飞行的好天气。一大早，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主持空中试飞，检查飞机、发动机及机上设备，确认一切良好后，专机在停机坪待命。刘亚楼早早来了，正式下达任务:“今天毛主席坐专机，这是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你们要拿出最大的本事。今天的天气很好，我惟一担心的就是你们精神太紧张、心情太激动出差错。就像我坐你们飞机一样，情绪要放松一些，相信你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随后刘亚楼走进机舱，要求收起桌上的扑克和象棋，说毛主席不喜欢。

　　7点30分，毛泽东来了。机长胡萍代表机组敬礼:“飞机已经准备好，请毛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陪主席登机。

　　按计划副机先升空，主机随后。这一天净空，国内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沿途的气象、导航设备都在全力保障。胡萍让飞机保持在海拔2700米的高度。在飞行过程中，刘亚楼几次到驾驶舱查看。虽然有自动驾驶仪，但胡萍怕自动驾驶仪工作不理想，一直和副驾驶陈锦忠轮流人工操纵。副驾驶陈锦忠熟悉胡萍的飞行风格，后来他担任了飞行团团长。担任领航员的是团领航主任张振民，他是专机团的领航权威，仅靠一把尺子和航行资料，就能精确计算出正确航线。通信员是柳昆尚，他也是专机团同行中的顶尖人物。

　　从北京到广州2000公里，因为里－2时速仅220公里左右，最大航程短，必须中途落地加油。先飞过黄河，再飞过长江，当天中午，专机到达长江以南的武汉南湖机场，吃饭、加油，再从武汉起飞，进入山区上空。

　　5月正处于气象学上的“华南静止锋”，过了湖南长沙，基本上是在云中飞行。飞机上下晃动，颠簸得很厉害，但也没有办法，毕竟里－2的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左右。这是因为客舱里没有氧气，也没有增压设备，所以里－2爬不到云上边。

　　广州白云机场的云更低，只有海拔120米，水平能见度仅5公里，飞行员根本看不见机场跑道。尽管这样，时念堂还是凭着高超的技术，安全把副机降落到地面。胡萍更不在话下，他曾在云高100米、能见度2公里的恶劣条件下安全落地，加上他曾多次在白云机场落地，完全根据仪表，对正了跑道，平稳落地。

　　飞了近8个小时，毛泽东毫无疲态，他和江青走下飞机，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毛泽东高兴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在毛泽东提议下，大家合影留念。

　　归途险情吓到刘亚楼

　　6月4日，毛泽东返回北京。这次仍由时念堂飞副机开道，胡萍飞主机。

　　前面的航程挺顺利，但在快到北京时，让人提心吊胆的情况出现了。在河北衡水上空，前面的副机飞过去了，后面的主机却遭遇了大片的积雨云。乌云滚滚，闪电频频，飞机剧烈地颠簸起来。罗瑞卿不放心，几次到驾驶舱询问。胡萍和领航员张振民分析天气图，得出结论:“积雨云只是局部对流，不是大范围的系统，我们不进入雷雨区，完全可以避开危险。”

　　随后，胡萍尽量保持飞机平稳飞行，先绕到河北沧州，再折向北，经天津杨村返回北京。由于受到雷电干扰，专机的无线电通信中断了半小时。这让已经先期回到北京的刘亚楼守候在机场塔台，焦急不安……

　　终于看到专机平安归来，刘亚楼从塔台跳下来，急冲冲奔向停机坪，对胡萍说:“刚才我真有点担心啊！”胡萍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仔细观察了天气情况，认为可以绕过去。”刘亚楼没忘记鼓励下属:“要好好总结经验，以后毛主席还要坐你们的飞机。”

　　毛泽东走下飞机，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接着，他还幽默地说:“祝你们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