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每个外人都是告密者
精英文化圈热议已故或在世文化老人的高级八卦，所谓“卧底”或“告密”，当然是翻旧账。我近年习惯不读报，要靠京穗两位熟人电话之中及时点拨，才略知一二。这两天在读索尔仁尼琴，有句话多少可以应景，语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劳改班长告诉小说主人公如何绝境求存，他说三类人在古拉格熬不出头：舔别人盘中的残羹剩饭者，指望医生帮忙者，再有，就是出卖同伴的告密者。但是主人公劳改几年，不尽认同从前班长的话，因为告密者往往熬得出头，只不过，告密者救自己，是以别人的鲜血为代价。
告密者救自己，代价还有良心（如果还有良心）。索尔仁尼琴当年发配广阔天地古拉格，也因为他给朋友写信发牢骚政治不正确，被朋友以“爱国”名义将他告发。但是这个事例太有名，引经据典讨论古拉格告密者又太极端另类不够“通俗”。要做告密文章，我只想翻出年前读过的那本英文好书：英国历史学家OrlandoFiges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私生活》（TheWhisperers：PrivateLifeinStalin'sRussia）。
有关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尤其古拉格，这些年我也读过几本好书，除了索尔仁尼琴，还有鲜为中国读者所知的萨拉莫夫（VarlamShalamov）那本《科雷马故事集》，又有AnneApplebaum荣获普利策奖的《古拉格史》（Gulag：AHistoryoftheSovietCamps）。但是《耳语者》与众不同，这本详实之作将近七百页，建基于大量日记、档案与访谈，酝酿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书于2007年，重点不在古拉格，更不聚焦已为人知的名流遭遇或政治内幕，用作者的话说，《耳语者》是想深入探究苏联小民在斯大林治下如何生活：他们究竟想些什么？他们感觉如何？如我从前看过的一部精彩电影《东方西方》（Est-Ouest）：这些苏联小民住在缺少私人空间的挤迫公寓，几户人家共享一套房屋，几乎所有谈话都是隔墙有耳，稍一失言，就会招来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只能过上双重生活，伪装自己，不单对危险邻居，甚至向子女隐瞒政治观点、家族渊源、宗教信仰，隐瞒与现行体制相抵触的一切。他们活在恐惧之中，丈夫若与妻子说话，哪怕生活小事，也必须耳语。至于当年那些孩子，最好听听他们现在如何回忆：“妈妈常说，每个外人都是告密者。我们害怕邻居，尤其害怕警察。”“有时候，大人要说些事情，然后会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是‘管好你的舌头’，要么别有表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刚说的话，不想让我们听到。”
二、告密可捞到实惠，也可整人害人
正因为每个外人可能都是告密者，所以人人成了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究竟有多少告密者？官方统计欠奉。根据估计，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段恐怖高峰期，有数百万“老大哥”在机关、工厂、学校、公寓和公众场所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并向当局揭发或举报同事、朋友和邻居。《耳语者》引述一位高级警官所说，每五名苏联机关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另据声称，苏联主要城市的成年公民，经常向当局打小报告的卧底占了5%（但普遍认为这个比例还要高）。因为城市不同，监视程度也有区别。再据前秘密警察所言，在莫斯科，六到七户人家就有一名告密者；而在基辅东面的哈尔科夫，84万居民只有50名卧底。说完两个极端数据，再来看看中间值，或许更有代表：1938年，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城人口40万，告密者大约一千。不过，以上数据只代表记录在案的告密者，并不包括数百万可靠群众，即工厂和机关工作者、学生积极分子、看更、门房等等，更不包括每天都有的自发检举，因为人人知道，忠诚的苏联公民应该提高警惕。
告密者大致可分两类：自愿者与被迫者。前者告密，要么想捞点实惠（换取钱财、工作、房屋、特别配给乃至免于下狱），要么出于政治信仰，或是借告密来整人害人。至于后者，或被秘密警察胁迫，或想通过告密来帮助被捕亲人，也让自己免于迫害。1937年，高尔基地区一名乡村医生拒绝为老友的情妇堕胎（堕胎当时并不合法），这位老友恰好就在该区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为了报复，他指使几名告密者检举医生是“反革命”，还给医生的妻子扣上一顶大帽，说她在当地医院杀害一名工人，结果，这对夫妇双双入狱。工程师尼古拉的父亲是名教士，1937年被当局处决，但是尼古拉觉得自己学有专长，应该不会下狱，直到有天，某人看上他的妻子，不幸的尼古拉最终难逃厄运，被“情敌”揭发，成了“人民敌人”。
下级官员检举上司也属家常便饭，成千上万小官员因此爬上高位。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有位老兄名叫伊万·米亚钦，1937年2月至12月，被他检举的阿塞拜疆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下14位，而伊万老兄当然春风得意。说到这里，不妨将告密者得到的部分实惠形象化：一套公寓因为主人被捕腾空，接踵而来的新主人多半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是其他可靠群众，如机关工作者和小车司机。毫无疑问，这些新主人之中，就有检举旧主人的告密者。伊万·马里京是列宁格勒以北某地的工程师。马里京很有才干，在厂内亦受人尊敬。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郊外一幢大木屋，房子是他自己盖的。但是，一位同事出于嫉妒把他告发，说马里京利用这幢木屋跟芬兰人秘密接头。不过，幕后策划者却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位官员，他们强迫马里京以七千卢布贱卖这所房子（新近估价将近50万），否则就要逮捕他的妻子。马里京最后还是被枪决，他的家人被扫地出门，而房子则落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之手，这些官员的后人至今住在里面。
三、六亲不认的“少年英雄”
说起告密怎能漏过“少年英雄”巴甫里克。1932年9月3日，西伯利亚西部某个偏远贫穷乡村，15岁的巴甫里克·莫洛佐夫和9岁的弟弟死在森林之中。兄弟俩是被人用刀刺死的，而凶手是莫洛佐夫家的亲友。根据官方宣传，巴甫里克是位英勇的少先队员，因为检举自己的富农老爸，所以招来杀身之祸。然而实情复杂得多，巴甫里克根本不是少先队员（村里并无少先队组织），他只是一名“要求进步”的少年，经常向警察告发邻居。身为长子，巴甫里克怨恨做过三届村苏维埃主席的父亲，因为父亲抛下家人与另一女人同居。1931年11月，巴甫里克向当局检举了父亲的“罪行”（大概因为父亲同情富农，反对成立集体农庄）。审判就在村中学校举行。根据官方报道，父亲在庭上向儿子吼道：“我是你父亲啊。”但是儿子告诉法官：“是的，他曾是我父亲，但我不再觉得他是我父亲。我的行为不是作为一个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巴甫里克的父亲被判劳改，后遭枪决。
巴甫里克兄弟的死因扑朔迷离（检举父亲之后，他更大胆，积极揭发村民私藏谷物或攻击集体农庄的“反动言论”，而他9岁的弟弟亦成了一名小线人）。家中亲友是否预谋杀人，虽然确凿证据欠奉，当局还是成功挖出一个“莫洛佐夫富农集团”。1932年11月，“富农集团”五名成员受审：巴甫里克的叔父和教父（所谓谋杀的策划者），他的祖父和他的表兄（所谓谋杀的执行者），还有他的祖母（所谓将兄弟俩诱进树林）。除了叔父不知怎么逃过一劫，其他四人全被处决。
1933年秋，巴甫里克成了举国皆知的少年英雄，歌颂巴甫里克的故事、传记、诗歌、戏剧、电影和歌曲蔚为大观。高尔基呼吁为少年烈士树碑，因为巴甫里克懂得，就算某人与你血浓于水，他一样可能成为你的精神敌人，而这样的人不应该放过。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巴甫里克的人气指数高峰期，你要是想做一名真正的苏联少先队员，那你就得用检举亲友的无私行为来证明自己。有此大环境，难怪父母只好背着子女咬耳朵，正如一名医生回忆：“我从不对儿子说斯大林的坏话。巴甫里克事件之后，你说什么都害怕说漏嘴，哪怕当着你的儿子，因为他可能在学校无心提起，校方就会报告，而他们会问孩子，‘你从哪儿听来的’，孩子会说，‘爸爸这样说，爸爸总是对的’，而不等你知道，你就会有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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