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弹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将台湾视为孤立乃至包围苏联与中国的战略支点。其远东战略也被台湾借重，依傍着美国的武力支持缓步推进“光复大陆”的梦想。但随着朝鲜战争后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走强，台湾在美国的远东政治布局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为取得战略优势，台海两岸的国共双方都在寻求有可能撬动地缘政治的能源杠杆。核能在二战末期和美苏冷战中的示范性效应，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台海局势有关各方的优先选项。
早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就曾有过利用核武器袭击中国大陆的动议。在美国领导人看来，这既是尽快结束和赢得战争的手段，也是保护台湾盟友不受大陆染指的方式。尽管这一动议因为政治成本过高而最终未果，但美国并未放弃以核武器干预台海局势的企图。
1954年9月，美国政府声称中国大陆有意攻台。为了对付“中国扩张”，“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国联合东南亚部分国家，主导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大陆军方随即炮轰金门，以此反对美台签约和美国对台海局势的武力干涉。
但美国政界并不懂得这种具有东方色彩的示威与克制，而是认为这将美国推到了“战争的边缘”。众议院议长拉德沃尔德认为，“对于向国民政府控制的岛屿发动的现实侵略，或者可以判断是为侵略作准备的中国部队的集结和部署，负责该区域的美军司令应该拥有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发动攻击的全权。必要时，可以考虑使用核武器”。负责远东地区防务的美军高官赫尔也持同样的看法。他担心，“如果美国介入的金门防御失败，美国将在亚洲威信扫地”，“必要时，即使采用原子弹，也务必使战役成功”。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会议成员多次讨论过对华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
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按照这一条约，美国有保护台湾的义务。次年1月，中国政府武力收复一江山岛作为回应。气急败坏的美国政府再次祭出核攻击计划，国务卿杜勒斯在国家安全会议等多个场合提议对中国发动核打击行动。尽管这一提议先后遭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北约成员国外长们的强烈反对，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向中国大陆沿海空军基地投掷原子弹的计划。学者郭学堂的研究表明，直到1969年，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狄龙•安德森依然认为，当年对华“使用原子武器”，是履行“对蒋介石的承诺”的最恰当方式，要比美军直接入侵划算得多。
1958年，美国为了避免直接卷入台海冲突，曾要求蒋介石政权放弃金门马祖，退守台湾本岛，以减少两岸冲突的可能性。但蒋介石不仅予以拒绝，甚至炮击大陆沿海地区表明立场。解放军则随即炮轰台湾金门，作为对台湾军队袭扰大陆沿海的回击，同时试探美军介入台海危机的态度和程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第七舰队，用核武器攻击上海、广州和南京等中心城市。国务卿杜勒斯甚至向总统施压，双方一度达成了愿意共同承担核战争造成的政治风险的备忘录。
这一时期，台湾情报界尚未从中苏两国的核技术合作中看到任何成果，因此对中国大陆的早期核研发毫不担心。尽管台湾非常期望美国给予其反攻大陆的能量，但并不愿意看到核能武器超大当量的爆炸在大陆发生。相反，蒋介石一直在试图阻止美国动用核武器，同时争取美国为台湾反攻大陆提供常规的作战装备和技术支持。
1950年12月1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写道：“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四年以后，他又在日记中列出“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将“美国氢弹、原子弹不令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列为重要事项。同年10月20日，鉴于美国的核攻击动议越来越频繁，蒋介石担心这会殃及台湾对大陆的攻心战术，使其被迫承担无法背负的政治代价。他要求空军司令王叔铭赴美会谈协防事宜，并询问美国军方对大陆核攻击的提议是来自空军部还是美国政府。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忧心忡忡地写道：“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应特别注意研究”。
目前的美方解密档案尚无证据显示，台湾的态度是否对美国远东战略决策者产生了影响。但从美国学者摩根《核武威胁：冷战期间已知的十六次核危机，1946-1985》一书来看，美方外交部门和军方在这一时期讨论对华发动核袭击的会议不但未见减少，反而最为频繁。因此基本上可以断定，美国决策层最终没有做出核袭大陆的政治决断，是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量，与台湾的主张无关。
195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多次召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的外交宣示进行了系统性评估。他基于情报专家的预测，认为“无论美国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范围有多大，中立国家、绝大多数亚洲国家以及美国的许多盟国都会做出非常不利于美国的反应”。
学者郭学堂认为，中国方面巧妙而克制的外交行动，也在客观上影响了美方的政治决断。在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中，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要求海军对美、台双方区别对待，只打蒋舰，不与美舰正面冲突。周恩来也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做出和平宣示，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的前提下处理台海危机。
中方的这一表态，不但使美国重新调整了对于台海局势的评估和腔调，而且也取得了苏联赫鲁晓夫政权的谅解和支持。1958年9月5日晚，周总理接见苏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表达了中方立场，即无意在现阶段“解放台湾”，而是惩罚国民党军的袭扰，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即便美国决意对华开战，中国也将全部承担，不会拖苏联下水。中国大陆出版的《赫鲁晓夫言论》一书显示，在通过外长葛罗米柯了解到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意图后，赫鲁晓夫曾经两次致函艾森豪威尔，表示“中国不是孤立的，它有着忠实的朋友，这些朋友在中国一旦遭到侵略时随时援助它”。 日本学者三船惠认为，苏联的这一表态意味着，如果美国坚持对华发动核战争，只会使已见嫌隙的中苏两国更加接近。而这恰恰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19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苏决裂和苏联对中国国防战略的掣肘，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自行推进核能武器化，以对冲美苏两个核大国的战略威慑。美国卫星和高空侦察机获得的情报，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核开发的雄心和执着。作为白宫的新主人，肯尼迪政府逐渐放弃了直接对华核袭击的意图，开始重新评估台海局势和中国的核能力，寻求更有效率的核威慑方案和美台军事合作。
这一时期，美国与台湾方面联合组建了高空夜间侦察机中队即“黑猫中队”，并通过高空侦查从中国大陆获得了足够多的核试验情报。尽管台湾当局深知大陆核开发有可能对台海局势造成不可逆转的深远影响，但它并不具备远程奔袭大陆核设施的航空动力，只能听任美方的说教与摆布。
赴台后一直在军界任职的蒋介石次子蒋纬国抱怨说，“战斗机要飞跃一百几十海里的海峡才能到大陆，还要进入内陆五十里或一百里，甚至更远，到了那里又要赶回来，否则回不来基地”，需要外挂副油箱作为航程保障。但“我们自己不会制造”，只能仰赖美国。“结果每当有一线反攻时机时，美国就把此地的翼肩油箱收回送到关岛，每一架飞机只给四个，只能飞两次……所以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受美国限制”。
随着大陆核试验越来越接近临界点，台湾方面更为不安。1963年9月10日，蒋经国在访美期间建议，美方与台湾合作，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摧毁大陆核设施，遏制其核爆炸。他显然知道美国对于美中可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顾虑，所以一再声明台湾承担全部政治责任，美国只需要在运输和技术方面提供援助即可。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显示，蒋经国次日约见总统肯尼迪，推荐台湾反攻大陆计划，并准备组建空投突击队，袭击大陆核设施及其导弹基地。
蒋介石夫妇和其他台湾官员也利用各种场合游说美方，声称“中共的主要目的就是摧毁台湾及其国民党”，其核试验“不仅仅对于亚洲周边国家，而且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威胁”，建议美国“在中国大陆拥有危险的核力量之前，使用常规力量摧毁他们的核设施”。
但是，在美方看来，中国的原子弹即便试爆成功，也缺乏具有足够航程的远程运载工具。贸然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打击，不但有可能影响它对苏联的战略牵制，甚至有可能将其拖入更大规模的中美冲突。加之这一时期中法两国频繁接近并很快建交，联合国内反对美国阻挠中国恢复合法席位的声势也日渐增强，深陷越南战场的美国不希望与中国交恶过深，更不愿意看到苏联坐收渔翁之利。
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显示，约翰逊接替被刺杀的肯尼迪入主白宫以后，曾与美国资深参议员拉塞尔有一段对话。后者问道：“迟早美国也会和法国一样，不得不承认中国吧？”约翰逊答称：“毫无疑问是那样的”。这段对话透露出来的信息，至少部分解释了美国在核问题上不愿听从台湾建议、与中国大陆对抗的原因。
在这一时期，美国除了不断安抚台湾并作出协防保证之外，一直着眼于谋求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合作，共同分担围堵中国的战略风险。它选择的合作伙伴，不但包括台湾，也包括日本、菲律宾、印度，甚至还包括最大的战略对手苏联。
1962年2月8日，美国空军计划部副部长戈哈特提议，美军应把日本、台湾、菲律宾和印度等亚太国家的导弹基地统合起来，构筑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其中，对印度进行核武装是重要目标之一。
但美国国务院不像军方那样热衷于对印度进行核武装，国务卿腊斯克甚至与同事发生了激烈争执。反对派担心，对印度核电产业给予技术援助，有可能被后者应用于核武器的开发。因此，尽管美国政府此前已经决定协助印度在特伦湾兴建钚加工厂，但很快就逼迫它将核能信息置于最新通过的原子能修正法案的严格监控之下。美国目前已解密的档案并未透露，1960年代初期的中印边界冲突对这一战略有何推动作用，但结合同时期其他信息来看，美国政界显然认为，对印度核开发活动进行可控且有限的支持，能够对中国起到威慑作用。
较之于印度，美国更倾向于将苏联拉进旨在孤立中国的核阵营。其主要目标是说服苏联与美国戮力同心，将中国逼进《禁止核试验条约》。早在肯尼迪被刺之前，他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在与苏联进行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中，最为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阻止或者延缓中国的核开发”。当然，在日本学者三船惠看来，美国这么做也有离间中苏关系的战略考量。1963年美国国安会和国务院政策起草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表明，美国决策者不认同台湾反共大陆计划，是因为害怕中方为防范美台进攻而重新靠近苏联——“对于美国来说，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中苏和解”。
经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多方论证和推演，决定与苏联合作，联合对大陆核试验进行警告，或者达成联合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的协议，以便限制大陆核试验的政治影响。尽管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最终拒绝了美国的提议，美国军方也对促成美苏联手制华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美国并非完全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通过私自将合作方案公之于世的方式，成功地使中苏对立进一步加深，使中国因为核试验同时开罪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对台海局势乃至国际政治都产生了几乎具有相同当量的冲击力。中国对台政策和对美外交因此更为积极、果敢和灵活，使台海局势向着更为有利于大陆的方向倾斜。与此相反，台湾作为美国远东战略支点的地位开始下降，美台关系的裂痕有所深化。
尽管原子弹爆炸对于改变美国态度具有关键性意义，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核能开发的立场宣示，显然是造成美国调整对华关系的主要原因。
早在1950年代，周恩来就委派核物理学家周培源参加了旨在反对核能武器化、规范核战争伦理的帕格沃什会议。在此后的历次会议上，中方代表一直积极推动核裁军并向国际社会传达这一立场。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中国领导人突出强调了它的政治意义和威慑作用，并力求引导国内外舆论反对核战争，关注核能民用化。周恩来认为，“原子能现在已经成为常识，世界到处在议论。帝国主义在叫嚣原子战争，我们要把它戳穿，应该使全世界的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毛泽东也说：“我们应该对人民很好地进行教育，一方面要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我们要掌握原子武器。……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
但是，台湾当局依然对大陆的核开发忧心忡忡。美国国务院档案显示，蒋介石曾告诉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官员赖特，这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并给亚洲带来不可想象的心理影响的事件。“外交部长”也当面向他描述了中共只需三枚核弹便能摧毁基隆、台北和高雄的焦虑心态。蒋介石甚至暗示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情报事务的副局长克莱因，如果中共因为核能力成功摧毁了台湾政权，他们将不得不与苏联人“妥协”。由于美国国务院有关档案内容尚未完全解密，蒋介石对美国有何要求不得而知，但从其他档案可以推断，他希望美国在无法迅速赢得越南战争和不愿带头推翻中共的情况下，“立即赋予中华民国摧毁中共核设施的资源”。
美国并不认同台湾的看法。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告诉赴美游说的宋美龄，中国的核能力不足以让美国出手打击，核威慑已经足够。相反，若贸然出兵，中国会“使用它们的主要武器和巨大人力在其边界之外进行一场进攻性的报复行动”，而美国则有可能“因为发动了一场核战争受到包括中国周边的那些国家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谴责”。
学者朱明权的研究表明，美国方面不但反对台湾当局将大陆核试验作为反攻大陆的依据，反而认为它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好机会。1964年11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科默在写给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的备忘录中说，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地位的削弱，正迫使它改变维持了15年的“僵硬政策”，采取一种“不同的方针”。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是否”改变，而是“如何以及何时”去改变。核试验凸显了“红色中国”不可忽视的存在，美国应着手与中国开展“对话”。为了避免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约翰逊政府甚至拒绝了蒋介石的访美要求，两年后又反对蒋介石参加亚太地区“自由国家”马尼拉峰会。
对于美国这种把对台关系置于对华关系大局之下的做法，台湾当局极为失望，决定自力更生研发核武器对抗大陆。蒋介石早年写在日记中的一句话或许非常适用于他此时此刻的心态：“再不要幻想美国援助我反攻复国。……如果自无主张与实力，若与之合作，只有被其陷害与牺牲而已”。
至迟从1965年开始，蒋介石就命令国防部筹建“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核能研究所，研发核武器和三军装备。台湾朝野各界对此颇有争议。学者吴大猷致函蒋介石：“首先是对核武器研制经费过于低估；其次是必须冒着与美国冲突的风险；最后是高估了研制成功的机会”。“如果再算上弹道导弹的研制经费，总体上绝非台湾所能承担得起的”。但蒋介石并未听从上述意见，只是同意把核计划交由民用核能机构负责。
从1966年开始，美国决策层不断获得台湾试图从以色列和联邦德国获取核原料和相关技术的情报。以色列此时正忙于中东战争，急需美国支持，因此没有答应台湾要求。学者詹欣的研究表明，台湾曾试图与联邦德国的西门子公司谈判，出价5000万美元购买其重水反应堆。联邦德国愿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体制下与台湾签约交易。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稍后赴台为民用反应堆选址期间，台湾方面突然要求调查团为另一处据称由某财团赞助的反应堆选址提供技术建议。美方成员约翰•麦库伦(John McCullen)怀疑该财团有军方背景，断然拒绝并密报美国决策层。
鉴于形势严峻，美国国务院立即对台湾和联邦德国施压，要求其公开相关核反应堆交易。台湾方面被迫向美国保证，从西门子公司购买的50兆瓦重水反应堆将用作商业电力能源使用，而且愿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但是，台湾当局并未停止获得核原料和核武器技术的努力。1972年，美国驻西德使馆科技顾问阿贝尔发现，台湾正在违背承诺，试图从西德获得核原料的后处理设备，而后者正是向核武器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驻台官员奉命约见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沈昌焕，要求台湾终止这项交易，核废料的后处理改在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数日之后，美国又紧急叫停了台湾与英国的3万公斤天然铀的交易并派人赴台调查，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民用核电站的用量。台湾媒体人魏景蒙事后回忆说，“美国这个代表团在台湾中止了台湾的核武器发展计划，在场的‘中科院’军方人士目睹此情景，悲愤欲绝，但却无可奈何”。
1972年，在美苏冷战中退居守势的尼克松政府决定与中国修复关系。为照顾到中美外交，他和继任者福特开始从台湾撤走核武器储备。中美关系的这一重大转折，使台湾自主研发核武器的心情更为迫切。1976年5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台湾核设施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500克钚不翼而飞。美国大吃一惊，强令台方承诺终止所有核原料的后处理研究，否则将彻底终止与台湾的原子能合作。卡特上台后，除严令台湾必须向美方开放所有核活动之外，要求把所有的钚有偿转移至美国境内，研究用反应堆也应停止运转，只保留有限的民用核能生产能力。
里根政府上台后，美苏冷战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对台湾民用核能的后处理不再干涉。台湾先后从美、英、法和南非等国购买大量核燃料，建设核电站和核反应堆等相关设施，研制核武器的心愿重新萌发。
1988年1月，台湾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被美国策反，携带核计划文件叛逃美国，致使其核武研制计划彻底曝光。美国迅速施压，拆除了价值18.5亿美元的重水反应堆，彻底终止了台湾的核武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