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的《周刊文春》杂志刊登了一条消息“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是AV女优”，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多数人对报道持批评态度，认为“AV女优怎么就不能当记者？这是职业歧视”！
但我觉得类似职业歧视这种批评未必妥当。当然，“职业无贵贱”是一种理念。可在这个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从法律上看并不违法，但处于灰色地带的职业。例如，未经行政许可就借贷金钱就属于这一类。
我认为，出演AV也算灰色地带。日本的状况与中国不同，对AV本身并不禁止。所以，她在日本以演AV为工作并获取报酬的权利是得到保障的，警察不会因此逮捕她。虽然如此，但在众人面前毫不避讳的“我是AV女优”又属另外一码事儿。
作为日本经济新闻的一名记者，她同时也是个年轻的社会学者。去年6月她以“铃木凉美”的笔名出版了《AV女优的社会学》（青土社）一书。内容深受各方面好评，还获了不少奖。
她一边出演AV作品，一边完成了这本书。可是关于这一点，书中完全没有提及。如果仔细读的话或许能发现，作者本人可能有过AV从业经验，因为一般人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
写书时有的人会在文中介绍自己采访和调查研究的具体过程，也有人不写明。基本上对作者来说这是他的自由。明确写清楚的好处是容易说服读者，获得信赖。
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张，这与作品本身的质量并无关系。所以，她在书中没透露自己演过AV的这段经历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
这本书获得很高评价，但并没有火到在全国范围内尽人皆知的程度。所以不难推测，《周刊文春》也许正是出于这一点才选择特别强调她的“日经记者”身份。
关于这一点，无疑反映出了AV女优的社会地位之低。我已经说过，在日本，演AV本身并不犯罪，但却包含了一定的代价——20来岁没什么学历和工作的年轻女性，通过演一部半小时就拍完的AV，能获得100万日元左右的报酬，这本身承担着性产业的一部分“社会罪恶”之风险。如果是我知道了自己女儿去演AV的话，会气得发疯并拼命阻止她。
对此，她本人也在这次的风波中发表了这样一篇颇有深意的文章。简单说就是她对《周刊文春》的报道，在某些部分上表示出了一定的理解：“围绕AV女优的负面印象若能够完全抹消的话，那她们的金钱报酬将会暴跌。我在21岁时领到的一部片子80万日元的薪水里，应该是包含了对于10年后我31岁时被《周刊文春》杂志爆料惹得母亲大发雷霆的风险的补偿。”
而且一般在日本企业里不允许员工搞副业。要在公司以外从事临时性工作的话，得有上司的许可才行。就拿我来说，要在《朝日新闻》以外的地方写稿时，得给上司交一份A4纸的申请书。
脑补一下，她肯定不会跟上司说“接下来我得去要AV了”吧。当然用艺名的话一般不会暴露。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普通白领的她确实出格了。
报道这条新闻的《周刊文春》基本上是男性白领们读的杂志。擅长曝光政治家、明星、社会人物或企业的丑闻、秘密等，发行量多达50万册，是很有影响力的周刊。用中文讲或许可以定位为“八卦杂志”，但有时它也发挥着实现社会正义的作用，如揭发那些报纸上不好谈的话题，掀起社会讨论。
媒体报道往往伴随很多棘手的问题。报道是为了同时实现社会正义和商业利益，当然也不是对政府惟命是从、也不是为了争取国家利益。但有时候确实承担了社会系统中的“公共”要素的成分。
媒体也分很多种类。我所在的日报读者众多，但限制也不少。议会上会把我们的报道拿出来说事儿，学术论文的参考资料里也会被提及。可是，光靠这样的报纸社会是不满足的。
想更直接地了解别人的失败经历、探寻秘闻八卦的读者就去看《周刊文春》这类杂志。对社会来说，它们发挥着必要的作用。
对于AV女优的“真实身份”，《周刊文春》把焦点放在了“日经记者”上，而非优秀的论文作者。也就是说，杂志聚焦在“日本社会深得信赖的著名媒体‘日经’聘用了AV女优”这一巨大反差上面。
当然，所谓“翻旧账当众曝光”肯定是不好的。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但仔细想来，如果所有人都觉得演AV这件事稀松平常，再普通不过，那这样的社会就有问题了。
在这样的日本，苍老师也不会出名的。如果知道坐在自己旁边的女士在AV里出过镜，我也肯定会吃惊。社会道德上将AV或者说性产业视为灰色领域，这是良知的体现。这条底线崩溃的话，社会本身将陷入道德风险。
这次“日经记者是AV女”的新闻所引发的思考实在是不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真得感谢周刊文春抛出了一个很好的讨论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