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至1938年12月，是汪精卫在国民党中的最后一年。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青年学者李志毓看来，这一年，汪精卫在持久战、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焦土抗战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与蒋介石的激烈分歧。了解这一年中汪精卫思想的变化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是了解汪精卫对日妥协乃至走上汉奸道路的关键。
1938年11月15日，潜赴上海的高宗武（左二）、梅思平（左三）等与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商谈汪精卫集团投敌事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是汪精卫在国民党中的最后一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乘飞机秘密离开重庆，来到云南军阀龙云控制下的昆明，十九日又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脱离了国民党中央，也脱离了自己在抗战中的国家。十二月二十九日，汪在河内拟就致中央党部蒋中正、中央执监委员等电，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对日议和，次日在香港发表，史称“艳电”。次年一月，他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三十年的国民党。随后又被加以“汉奸”之名，使他至今仍以“汉奸”的形象，在中国家喻户晓。
在汪精卫出走前的最后一年中，他在持久战、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焦土抗战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与蒋介石的激烈分歧。了解这一年中汪精卫思想的变化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是了解汪精卫对日媾和的关键。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淞沪抗战失利之后，求和的声音开始在政府、甚至军队中扩散出来。十一月二日，日本广田外相正式提出日方的议和条件，德国大使托德曼受日本之托，于十一月五日面见蒋介石，转告了日方的和谈条件。日本此次提出的条件为：内蒙自治；华北自治；自伪满洲国至永定河划为中立地带；扩大淞沪停战协议所划之中立地带，以国际警察维持治安；中日经济合作，减轻日货关税；取缔排日及抗日教育；共同防共等。
在党政高层中，主和之人已不仅有汪精卫、何应钦，孔祥熙也开始极力主和。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又说：“各将领战意全消，痛心盍极。……敌军实无攻京决心，惟我军太无力量，敌人虽欲停止亦不能止矣”；“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
政府机关迁到武汉之后，求和的空气更是日益浓厚，人们开始在私下议论，汪先生是否会回南京主持议和。十二月七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汉口中央银行举行会议，陈克文日记中写道：“会场中少不免又涉及伤病、难民、交通、后方秩序诸问题。这几乎是每有会议必定提到的，并且照例有许多令人伤心叹息的报告。报告完了，必以‘中国那得不亡’、‘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等愤慨语结束。今日说这话最多的是孔副院长，其次是何应钦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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