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国用什么体现“宽宏大量”。

　　苏方一开始也不认可中方提出的以条约线作为划界唯一基础的提法。他们提出了一个“三条线”论，除了条约线外，还有实际控制线和历史形成线。对苏方来说，这两条线都大大越过了条约线。

　　来北京之前，赫鲁晓夫对泽里亚诺夫耳提面命，让其避免陷入意识形态论战的泥潭。为此甚至不惜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

　　在此之前，中苏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混战了三四年，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两党的相互攻讦中渐行渐远。

　　苏方的这一态度，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于是，这场谈判开始走出意识形态论战的沟壑，很快就东段边界的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双方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　　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

　　双方代表团都沉浸在一种就要水到渠成的轻松气氛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足以导致人仰船翻的“暗礁”，就是不平等条约问题。

　　毛泽东“背后推一把”？

　　这个问题其实在谈判的一开始就提了出来，只是在后来谈判进入解决具体问题的通道后，关注有所转移。

　　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曾在这场谈判中担任翻译。他在后来接受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丹慧的采访时，曾经透露了中方这次谈判的底线：一定要苏方承认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署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同时告诉他们，中方并不打算据此收回被割去的领土，以体现中国的“宽宏大量”。

　　这一看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的现状。从1960年开始的中苏大论战，大部分情况下不牵涉实体的利益，而是竭力要弄清楚一些“大是大非”。论战所涉及的范围，可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的题目中窥斑见豹：《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样的文章此间共发表了9篇，时称“九评”。

　　苏共则在1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的文章。

　　朱瑞真说，这些争论，由于产生于两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有些问题的不同理解，注定不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纠结。到了最后，争论甚至演变成了对细节的反复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