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员工说，对外他们强调通过"公开渠道"获取信息，可这种方式有局限性，"我们还会组织和中国官员、公司、媒体人士聚餐，三杯酒下肚，问问想了解的情况，也不会尴尬。"这也是日本记者常用的方法，所以"共产党相关人士透露"等字眼在日媒中颇为常见。不过，该员工曾因此被中国相关部门"调查"，并促使他决定离职。"既要把工作做好，又好像做了对不起祖国的事，夹在中间很难受。"
提到跟中国人打交道，《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2010年后，随着中日民间交往加深，日本市面上开售很多类似"如何与中国人交涉/谈话"的书。而一本1995年出版的名为《中国人的交涉术》，从最初的1650日元涨到1.2万日元。该书宣称通过讲述与毛泽东等中国政要的交谈方式，向日本人"解密"如何与中国人交流交涉。
事实上，选择中国员工搜集信息也是日企有意为之，有日籍高管透露，"中国公民身份是个保护伞。"而由于贩卖"中国情报"能赚钱，还有日本人定时向客户发送信息，收取"咨询费"。
搜集中国媒体或某些记者的报道也是惯用手法。有次《环球时报》记者就某一问题和日本人进行讨论，对方竟当场从电脑里找出记者的某篇报道。记者惊讶地发现，他的一个文件夹专门存放记者关于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报道。
《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你从中国出差回日本会写报告吗?"面对这个问题，日本人的反应不太相同，似乎从侧面释放出某些信息。比如，有人很自然地说，"当然要写，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有人则有些激动："不会写，也没义务向日本政府报告"。
日本那段丑陋侵略史人类学家"贡献"惊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日本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很先进，但因语言壁垒不为外界所了解。这类学科的基础研究方法是观察和收集大量社会资料。历史上人类学和情报工作有密切关系，日本侵华前，所依据的很多资料，尤其是东北地区的详细资料，都是其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做的。
据有证可查的资料，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在具有重要政治军事地位的大小兴安岭周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这些调查普遍得到军部或治安部的协助或支持，主要围绕当地的民族社会状况展开大范围初步调查和针对具体事项细致调查。日本学者永田珍馨1938年12月参与了伪"满洲国"治安部在当时的额尔古纳左旗实施的调查，他事后回忆说，本来是要调查各民族的状况，然而为了关东军应对苏联战略的需要，专门对大小兴安岭鄂伦春人进行调查。据1943-1944年进入黑河、呼玛河调查的日本学者原忠平回忆，日本军方曾计划建立一个类似只有鄂伦春人的区域以进行集中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