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国民党军警破门而入，“噔噔蹬”冲向小阁楼。在“嘀嘀嗒嗒”声中，李侠发出这最后一组电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树立了一代中共地下报务员的形象。
临近解放，遭敌破坏的中共上海地下电台，一部是张唯一领导、负责与党中央联系的李白电台，1948年11月，李白牺牲。另一部是秦鸿钧电台，先后由刘长胜和张承宗领导、对接中共华东局。后为长期隐蔽和安全考虑，上海只与中央联系，停止与华东局联络。该电台在1949年3月被破，秦鸿钧就义。
中共地下电台是伴随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而诞生的。在1928年党的“六大”后，筹建电台摆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党中央无论与湘赣边界等不断壮大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还是与白区各地坚持斗争的党组织联系，都需现代化的、更为快捷方便和安全的无线电通讯。于是，地下电台的筹建，必然选择了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上海。
上海：中共首个报务员由国军电台培养
1928年10月的一天。时任中共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赶往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惠中旅馆。接上级通知，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伍豪 （周恩来）要找他谈话。
走进一楼的一个房间，张沈川见到周恩来，他刚开完“六大”，从莫斯科来到上海。屋里等待谈话的，有何叔衡等五六个人，没互相介绍，谈完一个走一个。张沈川记得清楚：“恩来同志和我谈话时，对我的情况问得很详细。问我过去在什么地方念书，参加过哪些政治运动。”
“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由谁介绍的？”周恩来问。
“1926年11月在南昌入党，介绍人是朱雅林（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等职）。”
张沈川回忆：“最后，他代表组织决定让我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要我找到学习场所后，向组织上汇报。以后，李强就经常帮助我学习，每月的生活费也是他带给我的。”
他说的李强，为中央特科第四科无线电通讯科的科长，是筹建地下电台的负责人。
与周恩来谈话后，张沈川留意起这方面的信息。一天，他从报上看到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学校在老西门的蓬莱路，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校牌，另一块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并有卫兵站岗。其实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刘鹤年台长兼校长，办学校是利用电台的资源赚外快。
化名“张燕铭”的张沈川，经考试后被录取。为方便学习，他搬到离校不远的菜市路（今顺昌路），住在培德小学的亭子间里。组织为他买了电键、蜂鸣器和干电池等，还花12个银圆买了个矿石收音机和一副耳机，相当于527.4元。那时，一个普通职员每月薪水，不过4到6元。李强来帮他装了天线和地线，只能抄收徐家汇天文台长波发射的法文气象预报。
学校第一期学员50名，1928年11月开学，全是走读，上课在夜晚。来自交大的两位教授教无线电学基础知识，军用电台的报务员则教收发报。1929年5月结业后，经刘鹤年同意，张沈川留在电台做实习生，并搬入电台宿舍。同住的技工姓杨，张沈川向他学了换装发射天线、充蓄电池和装无线电收音机等技术。
晚上，有的报务员要出去玩，就叫张沈川代班收发报。刚开始，报务主任还在一旁监工，几次下来没差错，就让他独自代班。中共培养的第一名报务员，在国民党军队的电台上起了班。趁深夜一人值班之机，他偷偷抄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组织。
到了夏天，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来实习的张健等3人来到这里。张沈川感到，自己被他们盯上了。果然，一天上班，见收报机上贴了张纸条：“昨天晚上谁值班？工作有错误。”
他想，昨晚是自己代班，值班本有记录，明摆着是要找茬。于是，他向刘鹤年提出：现在实习人多，自己机会少，决定离开电台，另谋职业。7月，张沈川走出了第六军用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