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向世界挺起了胸膛，那么当战争的阴霾向我们逼近时，重新构建我国的经济布局，把军事工业向西部转移而形成的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则是共和国向列强们扬起了不屈的头颅！”这是一位三线建设亲历者发自肺腑的豪言，也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真实写照。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大的战略决策
20世纪60年代，中国尚未完全摆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阴影，国际局势又激烈动荡起来：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台湾当局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印度军队不断由中印边界东、西两侧侵入中国领土，进行无端挑衅；苏联派重兵进驻中蒙边界地区，部署战略导弹直指中国；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把战火燃到了中国南部边界。
国际局势格外严峻的同时，为了防备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并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平衡状况，党中央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在1964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照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各个区域。一线地区主要包括沿海省区，三线地区主要包括西南和西北地区，二线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区。其中，地处西南地区的重庆由于工业实力较强、地理位置优越，同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便成为了全国三线建设中的重点地区。
当时党中央的初步设想是，在规划方面，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以重庆钢铁厂为原材料基地，把重庆地区及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其他重要设备的基地；在机械工业方面，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起西南地区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体系；在船舶工业方面，规划建设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
显著的建设成就
在10多年的时间里，党中央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举全国之力，在西部13个省、自治区全面展开三线建设，建设领域涉及能源、交通、冶金、机械、电子及军工等，共计1000多个项目，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建设成果。
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大规模展开。首先是沿海大批企事业单位内迁。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1965年底，60个企事业单位从北京、上海、辽宁等12个省市迁入重庆。其中，为做好搬迁工作，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将浦陵机器厂迅速迁建一事作为典型，向整个西南三线内迁建设企业推广。
浦陵机器厂原系上海动力机械厂，主要生产小型汽油发动机。1964年10月29日，该厂确定搬迁之后，仅用40天就全部完成土建工程。搬迁过程中，该厂针对设备搬迁采取先绘制安装平面图及机器部件编号，然后运至新址对号入座后迅速安装的方式，搬迁全部设备只用了18天，工厂整体从迁建到投产，只用了两个月时间。
其次是常规兵器工业主体部分建设任务的提前完成。这一建设任务主要包括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长江电工厂和嘉陵机器厂等老厂的扩建，和红山、庆岩、红泉、晋江、青江、华川、红宇、青山、华江、长风、益民、虎溪、庆江、东方红、宁江、双溪、渝州齿轮等机械厂和研究所的新建。
“老厂包建新厂”是三线建设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当时，按照“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三老带三新”建设方针，许多老厂“一分为几”，将整套干部、工人队伍和设备搬迁到隐蔽地点，支援帮助新建工厂。例如，长安机器厂就分别包建了青山、长风、长庆3个机器厂，严格做到了“三包一底”：即包建好、包人员和设备配齐、包建成后投入生产，完成国家计划；从建厂到投产负责到底。
此外，为兵器工业基地配套的大批船舶、电子、航天国防工业和冶金、化工、机械等工业项目也相继开工建设。其中，为兵器工业配套新建了重钢刘家坝中板厂，为海军装备服务在永川、江津、涪陵、万县一带建设了船舶工业基地等。到1966年底，重庆地区常规兵器工业新厂的建设和中央各部为重庆兵器工业配套与配合的项目基本完成。
进入上世纪70年代，重庆的三线建设主要是进行原有项目的续建和收尾配套工作。这一阶段的几个大型项目主要有西南铝加工厂的续建，襄渝铁路、四川维尼纶厂的兴建等。
西南铝加工厂是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冶金业新建的最大骨干企业，其建设过程颇为曲折。该厂原定在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城建厂，后改在重庆巴县西彭（现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建厂。三线建设开始后，按照“山、散、洞”的建设方针，全厂被分为压延、挤模压、机电修配和仓库4个区，彼此相距2—3公里。1968年9月，国务院召开了有国家计委、建委、科委、国防工办、冶金部、一机部、七机部、物资部、成套总局9个部、委、局参加的联席会议，专题研究解决该厂建设的重大问题。此后，万余名职工和厂内外军民共同建设。到1970年5月，熔铸车间建成投产，同年7月，压延车间建成投产，次年3月，挤模压车间建成投产。至此，该厂一期建设工程基本结束，工期长达6年。
由湖北省襄樊市（今湖北省襄阳市）至重庆的襄渝铁路在建设之初，就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在接见铁道兵干部时特别强调：这条铁路（襄渝铁路）要快修，修好了这条铁路，四川就形成四通八达的局面，“天府之国”的交通就活了。1968年4月，襄渝线开始分段建设，整个线路由解放军铁道兵部队负责施工，川、陕、鄂3省抽调民兵配合。1970年下半年，全线施工进入高潮，数十万军民不畏艰险，攻克了许多难关，使铁路建设进展迅速。1971年底，襄渝铁路西段铺轨到了四川达县（今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1973年，襄渝铁路全线通车，并于1978年正式交付营运。它的建成，对改善西南地区的交通状况，促进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三线建设和生产能力的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川维尼纶厂是20世纪70年代成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建设的全国四大化纤项目之一，是全国唯一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生产化工、化纤产品的特大型企业。为了充分利用重庆地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党中央决定，在重庆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新建四川维尼纶厂，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维尼纶短纤和甲醇、聚乙烯醇等化工、化纤产品。1973年5月，四川维尼纶厂同法国斯贝西姆公司签订了“醋酸乙烯甲醇联合工厂”合同；1974年6月，又与日本可乐丽公司和西日本贸易公司签订“年产4.5万吨聚乙烯醇成套设备”合同。该厂整体设计38个单项工程，7项主要装置从法国、日本等国引进，其余31项由国内配套。1974年8月，四川维尼纶厂破土动工，1979年12月，全流程一次投料试车成功，并于1983年7月1日正式生产，为我国开辟了天然气化工新基地。
总的来说，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第一个五年计划后，重庆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机遇。从取得的成就来看，三线建设对重庆的工业实力、道路交通、城镇建设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促进了综合性工业体系的形成。三线建设极大地增强了重庆的国防工业实力，使得重庆能够生产各种枪支、大口径炮、轻型坦克车辆、特种装备等轻重武器和包括潜艇在内的多种舰船及装备机器，而且与之配套的冶金、机械、电子、仪表、化工、轻纺等民用工业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形成了门类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体系。
二是奠定了城市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的基础。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川黔、襄渝铁路打开了重庆与外界交流的大门；重庆嘉陵江大桥、合川涪江大桥、北碚朝阳嘉陵江大桥和石板坡长江大桥，改写了重庆无公路桥的历史；重庆港的扩建和长江、嘉陵江十几个码头的建设，以及白市驿机场的改扩建，大大增强了重庆航运业和航空业的吞吐能力。
三是带动了沿线经济和小城镇的发展。随着一些大型工业项目的实施，重庆初步形成了北碚仪器仪表、长寿化工、綦江机械制造、西彭有色金属加工、双桥重型汽车工业基地等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现代城镇体系。
四是增强了科技实力。随着沿海大批厂矿企业的内迁，重庆引进优秀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4万余人，使重庆的科技实力大为增强。
不朽的三线精神
三线建设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其特点是投入多、规模大、动员广、行动快、时间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史上创造了不朽的传奇，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三线精神。
当年，在中国经济还比较困难、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情况下，数以百万计的三线建设者们积极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召唤，满怀爱党爱国的热情，从工业相对发达、物资富饶的东北、华北地区，奔赴祖国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的崇山峻岭、大漠荒原。
三线建设时期，重庆涪陵816地下核工程是我国准备建设的第二套核反应堆。当年选址定在重庆涪陵白涛（今涪陵区白涛街道）后，这个地名就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整个816地下核工程完全隐藏在山体内部，共建有大大小小18个洞室，130多条道路、导洞、支洞、隧道等。工程内部大多数道路的宽度和高度都能通行卡车，所有设计均符合战备需要。
816地下核工程建设过程中，挖洞的任务主要由解放军工程兵8342部队承担，在那个缺乏先进设备的年代，他们完全靠炸药炸开山壁，再用人力挖坑抛石头。这一过程中，如果炸药出了问题，发生意外爆炸，就会导致不少战士受伤甚至牺牲。仅仅是洞体的挖掘任务，8342部队就用了近6年时间才完成。
这就是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为内涵的三线精神的具体体现。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和弘扬三线精神，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成为激励更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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