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去年年底，在德国担任欧盟半年轮值主席的最后时刻，中国和欧盟终于原则上达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虽然协议还需要通过法务方面字斟句酌的推敲完善和欧盟议会的最后表决批准，但其重要性对双方乃至全球不言而喻。
该协定的达成是德法两国，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多年来力推的结果。德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称其为“贸易政策的里程碑”（"handelspolitischen Meilenstein"）。他说：这不仅是个“巨大成功”，也体现了“欧洲的果敢和团结”。
但是，这份双赢协定一直遇到阻力，而这个阻力的主要来源中也包括德国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及其在欧盟议会中的代表，特别是欧盟议会“中国问题代表团”主席、多年担任德国绿党党魁的彼蒂科菲尔（Reinhard Bütikofer）。
彼蒂科菲尔（资料图/维基百科）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联合欧美其他议员和政党，对《中欧投资协定》进行反面宣传，将贸易问题与中国内政挂钩。今年三月，他配合美国的对华强硬立场，推动欧盟对中国官员实行“制裁”，因而也成为中国反制措施的目标之一。
中欧关系因此受挫，而经过差不多七年艰苦谈判才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也受到“牵连”。欧盟官方日前宣布暂停批准程序，彼蒂科菲尔甚至排除欧盟议会通过协定的可能性。
今年是德国的超级大选年（Superwahljahr）。4月19日，德国联盟党（Union）和绿党同日推举出各自的“总理候选人”：拉舍特（Armin Laschet）和贝尔波克（Annalena Baerbock）。
之后，绿党的人气一路飙升，甚至一度超越联盟党，成为第一大党。根据最新公布的民调结果，联盟党虽然略有回升，但绿党依然居高不下，两党在选民中的拥护率基本持平（24%）。
虽说民调代表的只是某个阶段的“政治风向”，而且，对变幻莫测的政坛来说，大选（9月26日）剩下的5个月还相当“漫长”，可能发生的事还会很多，但是，在气候和环保问题举世瞩目的今天，绿党在德国政坛的份量短期内恐怕很难再被撼动。
鉴于德国绿党对本国和欧美影响力的增强，本文将着重介绍该党的“前世今生”，以便国内读者及时和详尽了解这个左翼党派的蜕变历程。
“前世”：反叛的一代
上世纪60年代后半叶至70年代初，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的“破旧立新”运动席卷全球。
它的产生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密不可分：1967年，世界上左右两大阵营的对峙日趋白热化，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战后二十年繁荣期后危机渐露。
4月21日，希腊军方担心左翼重新抬头而发动政变；6月5日至10日，西方支持的以色列与邻国卷入“六日战争”；越南战争打得正酣，美国发动了第二轮“旱季攻势”，每月阵亡约800人；7月23日，底特律发生美国历史上第二惨烈的种族冲突；10月9日，国际左派运动的光环人物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被玻利维亚军方枪杀。
这些国际大事件，特别是越南战争，让西方年轻人开始反思。他们原先把美国视为民主进步的象征，现在突然发现华盛顿正在越南不惜使用一切战争手段捍卫一个军事独裁政权。他们开始质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其他地区以自由民主名义捍卫的东西是否也是谎言。
在西德，人们把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学生抗议活动通称为“六八运动”。至于其成因，德裔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六八运动产生的原因很多，就如人们对癌症产生的解释一样多。”
其实，西德那些年的抗议运动是“青年文化”中特有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与年轻人感性及逆反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与“阿登纳时代”的精神和文化气氛有关。譬如：
1.德国老一代对纳粹历史“集体沉默”，许多当年的纳粹分子还明目张胆地重新进入公共生活中。根据1967年的民意调查，仍有一半德国人认为纳粹主义原则上是不错的理念。
2.德国战后新生代的民主意识在融入西方体制二十年后已远远超过自己的父辈，可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依然充满纳粹时期和之前的传统，普遍比较专制。因此，父辈们在年轻人眼里已渐渐失去威信。
3.新的青年文化（如“黑人音乐”等）与德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并遭到老一代人的强烈抵制，所以，这种“代沟之争“在普通家庭和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明显。
4.1966年，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为争取议会多数，继续执政，不得不与社民党组成战后第一届大联合政府，原先与基民盟基社盟联合执政的自民党（FDP）成为联邦议会中唯一的反对党。学生们认为议会反对党过于势单力薄，大联合政府无异于专制代表，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正在受到大规模的限制。
5.大学生们不满过于死板的高校制度，要求改革教学内容、实现教育机会平等、改善学习环境以及撤换有纳粹背景的师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盟”（SDS）推动组成所谓的“议会外反对党”（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简称APO），自认为是与政府抗衡的唯一中坚力量。他们采取“闯入”（Go-ins）、“静坐”（Sit-ins）和“讲习”（Teach-ins）等形式宣扬自己的左翼理念、抨击时弊、影响舆论、推动变革。
运动开始不久，由众多极左小党派组成的“新左派”（die Neuen Linken）很快形成。虽然它们都自称是在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与“劳动群众”联合的“革命力量”，可彼此之间却并不团结。它们多数以中国共产党为楷模，坚决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可许多精力却都花费在揪出组织内的异己分子和“阶级叛徒”上。
1968年西柏林学生示威游行高举毛泽东画像（资料图/奥地利《标准报》）
这些“共产主义小组”（K-Gruppen）在运动中不断分化，分裂出众多”托派”、苏维埃派、无政府主义派和其他一些自发性组织。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组织叫“革命斗争”（RK），主要活跃在法兰克福地区。它与其他左派组织有所不同，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厂矿企业，目标是要实现工人自治。后来的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就出自该组织。
但是，两次枪击事件最终激化、也分化了西德的学生运动：
1）1967年6月2日，柏林自由大学（FU）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在参加抗议伊朗独裁者巴列维国王来西德访问时不幸成为警察暴力的牺牲品。凶手卡尔-海因兹·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的“正当防卫”理由虽然证据不足，但法庭最后还是宣判他无罪。
2）1968年4月11日，家喻户晓的“六八运动”领军人物杜契克（Rudi Dutschke）遭到枪击。凶手巴赫曼（Josef Erwin Bachmann）是名极右分子，行凶时一边骂杜契克是“肮脏的共产猪”，一边连开三枪。杜契克头部中枪，但最后还是被抢救过来。凶手因“谋杀未遂”被判7年。
欧内索格被警察打死后，原本嬉笑怒骂的抗议活动迅速极端化，极左恐怖组织“六二运动”（Bewegung 2.Juni）和“红军派”（RAF）的成立均与此事件有关。杜契克遇刺后，局势再次恶化，运动几近失控。
1969年10月21日，社民党籍的勃兰特（Willy Brandt）当选为西德总理，组成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结束了战后保守党派的执政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勃兰特的当选本来是左翼阵营的胜利，但实际上却加速了这场荡涤德国社会“千年腐朽之气”（Muff von 1000 Jahren）抗议运动的蜕变，因为学生们此时必须回答“支持改革还是继续革命”的问题。
在这个大背景下，学生运动开始严重分化，“议会外反对党”的存在意义明显淡化。五个月之后（1970年3月21日），“六八运动”的领军组织SDS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宣布自动解散。但是，这为后来西德绿党的诞生留下了“种子”，埋下了伏笔。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