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欧洲战争正式爆发。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暂停的中日之间的秘密接触以新的契机。1939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对美国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中国自开战以来从未拒绝和平，只要合乎"光荣和平的条件，中国无不乐于接受"。10月上旬，中国驻德大使馆向德国外交部发出请求，希望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日本也决心以欧战爆发为契机，解决中国问题。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希望渺茫的情况下，通过和谈解决成为日本方面的选择之一，因此不再坚持蒋介石下野的先决条件。"桐工作"在此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开始了。
所谓"桐工作"，其实是日本诱降蒋介石活动的代名词。是欧战爆发后，中日之间秘密接触的活动之一。1939年11月底，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被派任为日本驻香港武官，负责策划建立与重庆间的联络线。宋子文的弟弟、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被日方选中。日方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向宋子良提出见面要求，铃木卓尔与张治平在抗战爆发前是非常熟悉的朋友。起初，宋子良对日方的要求予以拒绝，但到了12月下旬，"宋子良"主动要求见面。日本方面认为这是重庆政府释放的谈判信号，铃木遂与"宋子良"建立起联系。数次会谈后，铃木提出由双方政府各派能够代表中央意见的代表到香港举行会谈。"宋子良"于1940年2月回重庆报告此事，然后传回消息：经最高国防会议研究，重庆政府同意派出代表与日方进行秘密会谈。铃木询问，来港代表是否携带蒋介石的委任状。 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到达香港，偕同铃木卓尔与"宋子良"、张治平会晤。"宋子良"称：重庆方面将派出携有蒋介石委任状且与日本方面有同等地位、身份的代表，并称宋美龄已到香港。双方同意在香港召开中日圆桌会议。在谈判时，日方曾送钥匙孔内偷拍了宋的照片，交给周佛海核对，被认为与本人不符。以后，日方查明，此人并非真正的宋子良，而系国民党特工人员所扮。其真实名字是曾政忠。
1940年3月8日至1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了四次秘密会谈。中方正式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及宋子良。日方代表是今井武夫大佐及铃木卓尔。会上，日方出示陆军大臣畑俊六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所开身份证明书。中国方面第一天未带委任状，第二天由陈超霖、章友三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身份证明书。 中方代表称，出发之际蒋介石提出：应取得日本撤军的保证；明确日本和平的条件；使会谈在极端秘密中进行。当天的会谈围绕中国承认"满洲国"及日本在华驻兵问题进行了讨论。谈判中，一些不会立即危害重庆政府生存的非要害问题，如经济合作、日本人在中国的居住权及经营权、聘请日本顾问鞥问题，中国代表在附有但书的情况下同意作出让步。
然而围绕承认"满洲国"及日本在华驻军问题，中日双方难以达成协议，香港会谈无果而终。1940年6月4日，在中国代表所租用的一所空房的地下室内，双方在澳门开始举行第二轮会谈。日方于会谈前出示闲院宫参谋长的委任状，中方出示由蒋介石署名、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介石印章的委任状。 会谈以香港备忘录为基础。章友三强硬表态：中国在承认满洲国及日本在中国驻兵问题上，绝对难以承认，并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日方予以反对。双方仍未能就"满洲国"和日本撤军问题达成一致。6月6日，宋子良、张治平到旅馆访问今井武夫，中方代表表示：双方意见看来难以一致，今后的会谈可留待蒋介石的代表到上海等地与汪精卫会谈，待有关汪的问题解决后，再由蒋介石与板垣直接会谈。6月10日，今井武夫返回南京汇报，板垣对与蒋、汪的"巨头会谈"极感兴趣。20日，宋子良转达重庆意见，要求将三人会见地点设在长沙。22日夜，板垣向汪精卫征询意见，汪精卫同意参加会谈，但地点设在洞庭湖上。30日，铃木向宋子良提出会谈的四种方案，其首选为举行蒋介石、板垣长沙会谈，然后停战，最后处理蒋汪合作问题。
日本要求重庆出具书面文件，保证出席三人会谈时日、汪代表的安全，中方以"绝对保密"为由，予以拒绝。7月25日，中方要求日本取消第一次近卫声明，要日本保证严守会谈秘密，并不再介入汪、蒋合作。中方要求日方将上述承诺写成书面文字交与中方。到了9月份，双方的态度都已发生变化。9月中旬，中方通知日方：在东北问题和驻兵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之前，长沙会谈暂行搁置。东条英机接任陆军大臣后，对和谈不感兴趣。严令中国派遣军停止和平谈判。于是日方终止了"桐工作"。
长达一年的中日秘密会谈无果而终，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惊人的秘密。事实上，桐工作中，中方代表皆系假冒，其所出示的蒋介石委任状亦系伪造。这一会谈未获得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授权，是军统局特务刺探日方动态并企图加以利用，以阻止汪伪政权成立的行动。 未能达到和谈目的的日本并未停手，时任日本外相的松冈洋右决定另辟途径，通过银行家钱永铭对重庆展开新的和谈工作。
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