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值班，虽然八点钟才开始早交班，但我已经习惯了每天七点就来到病房，一方面可以早点掌握病人最新情况，同时也可以早点换好防护服进入病区，减轻上一班次医生的压力，让他们能够早点休息。
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是北京市三家市级三级定点收治机构之一，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中危重症比例很高。为确保每一例重症患者都能得到最好的救治，我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开设重症监护病房，专门收治新冠肺炎危重型患者。
穿上军装以来，我参加过多次演习和应急处突任务，穿脱防护服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但这次面对“新冠肺炎”救治这个真实的传染病战场，心中还是有些忐忑。
刘慧莹（右一）和同事在休息区。
我们团队负责的第一例重症患者就是自北京市某医院转来的田奶奶。她已经在前面那家医院住了一年左右，因肾功能衰竭需定期血液透析治疗，基础疾病较多，全身多脏器功能不全，光是诊断就多达17个。她在被确诊新冠肺炎后立即转来中心开展治疗，从入病房那一刻起，我们全体医护团队就在柏长青主任带领下，紧锣密鼓的开展救治工作。田奶奶的治疗有多个难点，她患有老年痴呆，不能与人交流，肺部反复感染、有心脏及肾脏的基础疾病，长期需要血液透析，这次又合并了凶险无比的新冠病毒感染，病情十分凶险。我们团队几位医生在主任的统筹指导下分工协作，全力救治，经过两周的救治，田奶奶已经开始规律的进行血液滤过治疗，心脏负荷也减轻了，患者病情稍许平稳。
工作中的刘慧莹。
迈入田奶奶的病房，我开始对她仔细查体，重点关注田奶奶的呼吸情况、咳嗽频次、咳痰量以及痰的性状，虽然咳嗽的飞沫和痰液传染性很大，但是作为呼吸危重症医生，这些细微之处非常关键，它的临床意义不逊于各项实验室的化验检查。做完这一系列的查体及特护单的查看，我仔细查看患者的床旁胸片，看到肺部影像进一步好转，我真的激动无比，田奶奶刚来的时候氧合很差，需要经鼻高流量吸氧，现在已经改为了普通鼻导管吸氧。我高兴的走到床旁跟田奶奶说着她的情况，虽然她不一定能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总希望在某一刻她能听懂我的话，能够让她安心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不要害怕。
不知不觉中一上午过去了，我也到了离开污染区回到清洁区更换防护用具。脱防护用具比穿的时候更讲究，更是个技术活，我现在已经可以熟练的掌握其中技巧与注意事项了。出来以后刚刚坐定，想喝口水润润嗓子，对讲机里护士呼叫，让我查看患者的动脉血气结果，提示氧合指数稍有下降，同时电解质出现了不稳定，我赶忙又起身穿防护服进入隔离病房。其实如果在日常的监护病房中，我一定气定神闲的在查看病人的可能变化原因并作出判断从而解决问题，但在这次的新冠肺炎患者中，从情况不好到抢救甚至生命垂危发展极快，这就需要我们负责监护室的医生护士随时密切关注患者的一切改变，哪怕只是皱了一下眉这样的细微动作我们都会很紧张。我们会在床旁仔细查看患者情况，并结合当天的化验检查结果进行研判，直至解决问题。
病人情况终于平稳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了办公室，跟清洁区的医生交流患者的每一点细微情况，力争团队里每一位医生都可以对她的病情了如指掌，这样有利于大家轮番值班对病情变化的及时处理，看着团队里的每一位并肩作战的伙伴，突然想起远在武汉我那10位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大学同学，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值班的夜晚并不平静，我需要跟监护室上特护的护士随时沟通，无特殊病情变化他们会每个小时通过里面的手机传给我病人的生命体征、出入量变化以及一般状况，因此我习惯了不停的拿起手机查看最新消息，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发了我没回复，那一定打过来，我怕万一睡着了”。
值班时难得的一会儿空闲时间我都会跟家人简短的报个平安，父母已经习惯了我和弟弟经常不声不响的去执行各种任务，他们总是特别淡定且心照不宣的从来不问“你去哪、去干嘛”等问题。这次任务，爸妈虽然担心，但从不主动电话。先生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工作，从无怨言。但这次他颇有不愿，我知道那是出于心疼我的身体，因为去年年底，我刚刚做完一次的小手术，他担心我恢复不佳。我小心翼翼的解释，我在这里真的很好，如果让我在家看着同学们、同事们、战友们奋战在一线，我才会真的不自在。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至武汉防治一线考察疫情防控工作，看望医务人员，对我们乃至全国的医务工作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当看见主席视频连线中，火神山医院的同行们敬军礼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我们单位有2003年抗击非典和2014年援非抗埃的经验，很多亲历者现在又投入到抗击新冠肺炎的战斗中。我非常荣幸能身在这个集体，我们一定不辜负组织的关爱，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全力以赴救治患者，为早日战胜疫情倾尽全力！（文/图：刘慧莹 戴欣 整理）
（作者系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