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多疑性格的形成源于权力欲望过于强烈，帝王总是疑惧被人窃据权力。一旦朝中大臣，或者同姓子侄有强大的趋势，便残忍的打压甚至诛杀，为了维护权力更是可以置父子亲情于不顾。此外也与作为储君时地位朝不保夕有关。皇帝这个贵极人寰、富有天下的位子，古往今来，引无数“英雄”为之争夺厮杀，其中也包括兄弟侄子之间的骨肉相残。
虽然从西周开始，就确立的王位的继承原则，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贤”的嫡长子制，但据杨鸿年、欧阳鑫所著《中国政治史》统计，西汉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仅有三位，即汉惠帝、汉元帝、汉成帝。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太子与老皇帝政见不一，老皇帝爱有所移。如刘邦宠幸戚夫人，移爱于刘如意，如不是商山四皓出面，刘邦险些废掉仁弱的太子刘盈。这种状况下，太子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过日子。童年的压抑生活对人的性格形成有极大关系，容易造成多疑、猜忌，没有安全感的性格。
秦代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使汉帝深刻的了解到必须以王道治天下，以防止重蹈覆辙。春秋时期的孔子既己提倡“为政以德”的施政方针，认为统治者要爱护百姓、爱惜民力。无独有偶，与孔子同时期的管仲也有类似的思想，《管子·形势解》有云:“人主者，温良宽厚则民爱之”。
作为一国之君必须有胸怀天下的气魄，能容忍异己之言；不拘泥于繁文褥节，不管是对待曾经的敌人，还是黎民百姓，都要以宽厚仁爱之心待之。马基雅维利也认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残酷”。“人之初，性本善”的规律同样适用于封建帝王，这样一来封建帝王性格既宽厚仁人又冷血多疑。
刘邦初入关时，秦王子婴投降，刘邦并没有处死子婴，而是将他交给随行的官员看管，宽容的对待曾经的敌人。面对满目疮咦的咸阳城，刘邦还军霸上，以免扰民，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刘邦约法省禁，将田租定为十五税一，获得农民的大力支持，为成就帝业奠定了基础。
刘邦的仁爱之心对部下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楚汉之争时纪信在危难时刻假扮刘邦，讴骗项羽，为刘邦顺利逃脱争取了时间，而自己却被项羽烹杀。更可贵的是年逾花甲的王陵之母，为使儿子安心侍奉刘邦，毫不惧色地死于项羽的刀兵之下。坟下之战项羽自则，刘邦“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丧，泣之而去”。
汉五年夏，刘邦下诏，将在乱世中因饥饿卖身为奴裨的百姓免为庶人，恢复他们的自由之身。汉十二年刘邦路过沛县，父老留饮，刘邦回答道：军队人数众多，恐怕会超出父老的供给能力。不愿过多的打扰乡亲，显示出对家乡人民深厚的体恤之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遍施仁义的刘邦最终战胜了残暴的项羽，在祀水之阳即位称帝。
楚汉战争中，刘邦与项羽在荣阳僵持之时，项羽虏获了刘邦的父亲，威胁刘邦赶紧投降，否则烹杀太公。刘邦竟然面不改色，答道“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两汉最重孝道，而刘邦为了争夺天下，是可以出卖父亲，置父亲生死于不顾的。
刘邦对子女的薄情冷血也是如出一辙，成皋之战失败后，刘邦在突出重围单车逃跑过程中，为加快马车速度，竟然三次将自己的儿女推下车去，幸亏被夏侯婴一次又一次的救起。俗话讲“虎毒不食子”，刘邦的冷血毒于虎狼。
刘邦称帝后，异姓诸侯王凭借着战功、资历在汉王朝中占据了显赫地位，并有实力与中央分庭抗礼。刘邦对此极为惶恐，为保证仁弱的惠帝顺利即位，刘邦对异姓诸侯王大开杀戒。至刘邦死时，先后分封的八个异姓王中，有七个被除灭。剩下来就只有一个地处南方的小国一一以吴芮为王的长沙国了。
角色转变为帝王的刘邦，不复当年与群臣浴血奋战的沛县无赖，共同打天下并不意味着共享天下，刘邦对老父儿女尚且薄情冷血，铲灭诸侯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刘邦的做法与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可谓异曲同工，倘若他们处于同一时期，必定会惺惺相惜。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写道：
“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
刘邦多疑的性格也让臣下深受心理的创伤与煎熬。楚汉之争结束后，刘邦虽然力排众议，肯定萧何“功第一”，并认为萧何在“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方面有过己之才，但刘邦对萧何也是充满了狐疑与猜忌。史载刘邦对萧何的猜忌有三次：
第一次是楚汉之争时，刘邦多次派使者慰问留守后方萧何，担心萧何在后方篡位夺权；第二次是萧何协助吕后诛杀韩信之后，刘邦派五百士兵名为守卫相国，实际是监督萧何；第三次是英布叛乱，刘邦亲征途中多次派使者询问萧何的动向，迫使萧何为了自保而不得不采取“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的策略。后来由于萧何为民请地，刘邦将萧何下狱。在性格多疑的刘邦看来，压相的职责就是为皇帝担待罪名，萧何为百姓请地，是讨好民众、与皇帝争功，而不是替皇帝分忧。
汉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贤能之君，最为后世称颂的就是他的宽厚爱人。文帝即位不久就下诏有关部门关怀照顾社会弱势群体，指出“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陷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
文帝驾崩前遗诏天下吏民出临三日即可脱掉丧服，将服丧期缩短为三十六日。因为他认为“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担忧蒸蒸万民因服国丧导致家破人亡。相比较其他帝王“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的繁琐丧葬礼仪，文帝的爱民之心日月可鉴。
文帝的施政方针也处处蕴含着仁政的气息。他废除和改革了“收帑诸相坐律”、“诽谤妖言”、“肉刑”三法，赢得了民心。对待外敌文帝也以宽厚之义感召，南越尉佗自立称帝，文帝派人重修尉佗先人墓地，设置守墓人每年按时祭祀，并给尉佗的堂兄弟们赏赐官职与财物，促使尉佗因愧疚去掉帝号，并愿长为大汉藩臣。吴王刘溟诈病不入京朝见，文帝赐他几杖，允许不朝。
张武收受私财，文帝知道后更加赏赐他，以感召令其悔改。宽厚仁人的汉文帝既是一个明君，又是一个智君，懂得如何在达到目的的同时，不伤害臣子的自尊。宽厚之心不仅仅是能宽恕别人的罪行，更是能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达到双赢的结局。
“金无赤金，人无完人”，英明如文帝也有多疑的帝王通病。代王刘恒在被汉廷诸臣迎立为帝时，内心充满了猜疑、畏惧。郎中令张武等认为汉初功臣集团与地处代地的刘恒没有君臣之谊，且该集团多军事官僚，惯使诈谋，这就使刘恒产生了疑惧心理。
为了冰释刘恒对中央官僚的猜忌，功臣集团首先以曾为代相的张苍为御史大夫，其次派周勃在渭桥与刘恒会晤，以加强双方的理解。然而，代王刘恒及臣下将此非正式场合的会晤，当做功臣集团对其尊严的蔑视。自古帝王之位都是令人垂涎不己的，刘恒面对俯拾即得的权力，没有惊喜失措，而是在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之后才做出决定，由此可见其多疑性格。
武帝时期朝廷诸臣对晁错被杀深表同情，多致力于弹勃诸侯王的过失和罪过，甚至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诸侯王因此苦不堪言。武帝得知诸侯王尴尬无奈的处境后，废止了有关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文书。虽有七国之乱的前车之鉴，武帝还是难以割舍兄弟之情，对诸侯王施行优侍的恩惠。
汉武帝一生巡游颇多，一次微服私访夜至柏谷，投宿在一家小店，店主人怀疑武帝一行是强盗，于是召集年轻后生，准备将他们抓获。店家女主人独具慧眼，制止了丈夫的鲁莽行动，并杀鸡招待武帝。武帝回宫后，诏令赏赐女主人千金，并封店主为羽林郎。由此可见，武帝是宽厚豁达的性格，绝非睚眦必报之人。
河间献王刘德，史称其修学好古，是武帝唯一一位有德有才、卓尔不群的兄弟，据《西京杂记》载：“河间献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不逾宾客。”刘德的贤能引起武帝的非难，在刘德朝见时，武帝对他说：“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武帝此说无异于明言刘德有野心，刘德明了自己受到了武帝的猜疑，除了纵酒等死外别无他法。于是年仅四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的刘德在朝见武帝当年的正月即辞世。
伴君如伴虎，帝王的一句话就能决定臣子的生死存亡，虽然刘德并无政治野心，招徕文学贤士只因生性好古，但在武帝看来性质与文王储士灭商一样。帝王的冷血多疑性格绝不允许有觊觎皇位的力量存在。
文治武功双全的汉宣帝虽然长自民间，但深谙帝王宽厚之术。西汉朝今文尚书学“大夏侯学”的开创者夏侯胜为人正直质朴、平易近人、待人和蔼，有时与宣帝论道时直称皇帝为“君”，或在皇帝面前直呼别人的表字，这些都是不敬之罪，而汉宣帝却认为夏侯胜不拘小节，也因此而亲信他。
有一次，夏侯胜觐见汉宣帝，出宫后将汉宣帝讲的话说给别人，汉宣帝知道后责备夏侯胜，夏侯胜说：“陛下所言善，臣故言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如若夏侯胜此言出现在秦皇汉武时代，恐怕己人头不保，宣帝却能宽容的对待他。
汉宣帝即位后对废帝刘贺一直心存芥蒂，怀疑其有不臣之心，于是暗命山阳太守张敞监视刘贺，奏报刘贺的起居行止，写明他被废黯后的反应。宣帝得知刘贺纵容守墓宫女互相争斗，及宫人病痛不予医药后，确信刘贺是一个无政治野心的庸才后，对他的猜忌之心才消逝。
汉成帝为太子时，定陶王刘康自幼受到元帝宠爱，长大后德才双馨；他的母亲傅昭仪也得元帝宠幸，两人几乎取代了皇后及太子之位。公元前33年，成帝即位后遵照先帝意愿，宽厚优待刘康异于其他诸侯王，给予的赏赐是其他诸侯王的十倍，对当初夺嫡之事，也不存丝毫芥蒂。
汉成帝虽荒淫无道，但也效仿其父有过善政。公元前204年，汉高祖刘邦令民年十五到五十六岁出赋钱，从此成为定制。成帝时算赋由一百二十钱，暂减四十，实收八十钱。这较高祖时期足减了三分之一的赋钱，由此可见成帝也有爱惜民力，宽厚仁人的一面。
汉成帝六骜因独宠赵氏姐妹，一直没有子嗣，冷血的汉成帝为博得赵飞燕姐妹欢心，不惜杀害刚出世的子嗣。史载许美人与曹宫都曾生下成帝之子，却都夭折难逃厄运。“虎毒不食子”，汉成帝为一己之乐，竟能如此冷血，着实令人发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