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骑墙派”可以显示威风，威而服之。因此，对于老狐狸来说，这些人并不可怕，他们还不是自己的“天敌”，最可怕的那些与自己作对的“死硬分子”，他们是天生的对手，真正的“天敌”。因此，对于这些与自己作对的“死硬分子”，和珅从不手下留情，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一个一个地打垮他们，让他们永远没有机会与自己竞争。
比如，云贵总督李侍尧自恃“年老位高，平日睨视和珅，和珅衔之”。于是，和珅抓住海宁弹劾李侍尧索贿受贿的机会，请旨亲自赴云南查办李侍尧。最后乾隆下诏钦定李侍尧“斩监候”。机处首辅阿桂，系出名门，屡立战功，深得乾隆宠幸，乃乾隆朝股肱之臣。因此，和珅要巩固自己地位，总想剪除阿桂。此时，和珅与阿桂的争斗正如同南宋时期秦桧与左相赵鼎之间的关系。
正如阿桂对和珅还有提携之恩一样，秦桧也是通过阿谀奉承新上任的宰相赵鼎，才得以重新掌权，实际上是为自己重新篡相夺权踢开绊脚石，铺平道路。绍兴八年高宗果然把秦桧从枢密使升迁为右相。秦桧的下一步，就是排挤和他同居相位的左相赵鼎了。
赵鼎复相之后，对抗金不太积极，支持高宗的求和政策，因而助长了投降派。虽然如此，他也主张在议和时要加强防守，这样才能保住和巩固偏安的南宋政权。这和以秦桧为一方的投降派还是有区别的。当时高宗、秦桧以厚礼接待金使，命宰执大臣和金使议事于都堂。
金使乌陵思谋更是威风，“欲宰相就馆中计议”。赵鼎坚决反对，乌陵思谋无奈，只好到都堂相见。相见时，乌陵思谋又想以“客官见辅臣，鼎抑之，如见从官之礼”。这些，都是由于赵鼎能够坚持原则，才把金使的骄横气焰压了下去，迫使“思谋气稍夺”。再者，王伦要出使金朝，临行前曾向赵鼎请示关于“议和后礼数”。赵鼎认为，高宗登位已久，“君臣之分已定”，不能“更议礼数”。
关于宋金议和的地界划分问题，前次乌陵思谋来见赵鼎时，曾蛮横他说：“地不可求，听大金所与。”因此，赵鼎又指示王伦：应当依照钦宗时旧约，以旧河为界(黄河旧道自山东滨县南入海)，不能以新河为界(黄河改道后，自江苏清河县入淮)。同时认为：上述这两件事最为要紧，如果金朝不答应，“此议当绝”。赵鼎能够坚持这些主张，可见他与高宗、秦桧的不惜屈膝称臣、不顾地界划分的乞和态度，是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的。
正是由于赵鼎坚持了这些主张，秦桧才觉得不把赵鼎排挤出朝，对于他自己的投降活动始终是一个莫大障碍。于是，秦桧暗施诡计，一方面，他推荐肖振为恃御史，萧振一上台，就上奏章弹劾参知政事刘大中，说他“不以孝闻于中外，乞赐罢斥”。实际上，“其劾大中，盖以摇鼎也”。萧振弹劾刘大中后，又四处放出风声说：“赵丞相下待论，当自为去就”。一时之间，议论纷纷。今天有人说：赵丞相要求辞职。明天又有人说：赵丞相已搬上船去了。其实，这些谣传都是“秦桧之属，以此撼之”。
和秦桧一样，和珅也开始寻找机会扳倒阿桂，一有机会就把罪名往阿桂头上栽。由于乾隆经常派阿桂处理一些大案要案，譬如福康安请李天培代买植术私交漕船带运案和审理富勒浑贪污案等等，在他处理这些案件时，和珅总会诱使案犯指供阿桂，或者给阿桂戴上包庇罪犯的大帽子，只不过阿桂清正廉明，又加乾隆的宠爱，和珅奈何他不得。阿桂多次受到和珅暗算，本就鄙视和珅的他更加不把和珅放在眼里，每“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数十武(数十步之意)。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阿桂内念位将相，受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志。”如此一来，和珅更加恼恨阿桂。
在这时，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其妻子，上报其妻子“自缢身亡”，其妻弟贵宁不服，上告乾隆：“阿桂以尝奏不语袒海升，坐罚俸。”和珅一见机会来了，便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暗地指使贵宁一定要告状，而且尽量往阿桂身上引，自己必定为其撑腰，报其姐被杀之仇，贵宁心想有和珅撑腰，必可诛杀海升为己姊报仇，也就欣然同意。于是他告诉和珅，曹文植可以做证阿桂袒护海升，和珅找到曹文植，并许以重金高官，怎奈“文植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决引退，思礼弗替。”曹文植不愿陷害阿桂，又得罪不起和珅，只好以“母老”为辞，辞官归隐，一走了之。和珅无凭无据，也不能奈何阿桂，只好继续与阿桂妥协。
可以看出，和珅对付阿桂的招法同秦桧如出一辙，只是他没有秦桧幸运，没能在阿桂死前扳倒他。在军机处中，与阿桂站在一派的有王杰、董浩二人，当和珅专权之时，董与王“格往其间，独居深念”，不与和珅同流合污，和珅也总想借机把王杰与董浩逐出军机处，让阿桂少两个得力助手，可是乾隆非常喜欢王杰的学问和为人，董浩亦为乾隆所重。和珅百法而不得施。
奈何不了大臣，和珅只好找小臣出气了，谢振定任监察御史，一次鞭打了和珅妾弟，并斥责其座驾违制，一把火烧毁马车，还说：“此车岂复堪宰相坐耶。”和珅表面不动声色。但没过多久，就借机“假他事劾振定，夺职”。
可见，对待异己，和珅要么表面应付，要么一棍子打死，不让其死灰复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