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 史客儿 12月14日
1882年3月2日，英国温莎车站，维多利亚女王刚下火车，正准备上马车，一个叫麦克林的年轻人突然在几码远的地方举枪向她射击。千钧一发之际，另一位来自伊顿的男孩条件反射般用手中的雨伞打向麦克林的胳膊。子弹打偏了，凶手束手就擒。
1896年2月17日，北京菜市口，人潮如海。身着重囚罪衣的一位太监神色镇静，整好衣冠，朝紫禁城拜了九拜，又向远方的父母叩了头，坦然上路。雪亮的大刀片闪过，顿时血流满地。此人名叫寇连材，因为公然违背清朝“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谈论时政的折子，慈禧立下狠手，将寇连材交刑部议处。寇连材之死轰动全国，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为其撰文：“寇监不朽矣!”
两起相隔遥远的刑事案件，都因两位君临天下的女人而起。而不同的判决结果，却彰显不同政体下的程序正义。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40年中，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遭遇枪击事件。尽管行刺者们古怪的动机不尽相同，但法庭最终多以“精神错乱”进行轻判。1842年英国专门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七年或监禁，同时服三年以下苦役劳动。
1872年，一名年仅17岁的青年阿瑟·奥康纳就试图开枪刺杀维多利亚女王。法官裁定这名凶手精神失常，只判他一年监禁。维多利亚女王大为光火，竭力要求将这名危险分子流放国外，以免他日后再出来干傻事。法官彬彬有礼地解释说：“对不起，女王殿下，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奥康纳罪不当此，大英帝国的法律原则不允许我滥施刑罚。”
作为全球最有权势的女王，维多利亚在英国神圣的法律面前无可奈何。
这样的情形，在英国已不是第一次发生。1608年，当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意欲亲自审判一起案件时，法官们集体反对。理由是：“诉讼只能由法院单独作出裁决。”詹姆士一世固执己见，认为既然法律基于理性，而自己与法官一样是具有理性的人，那么由他进行司法审判就是合理的。
大法官柯克立即反驳说：“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
詹姆士一世怒气冲冲地威胁柯克：“你这种对国王权威的质疑将构成叛国罪!”
柯克异常坚决地回击道：“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詹姆士一世国王不得不屈服。1621年，当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来觐见他时，詹姆士无奈地吩咐道：“你们摆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国王!”
回到上文太监寇连材的死因，有些扑朔迷离，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忠君敬祖，有人说他癫病发作，还有人说他试图上书邀宠，结果却适得其反。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又闻昨日有内监寇连材者，戮于市。或曰盗库，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详。”瞧，连时任吏部尚书的翁同龢也“未得其详”，足见寇连材死得多么神秘，更死得多么轻巧。
对于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来说，别说这么一个蝼蚁似的小小太监，就是权倾一时的当朝重臣，生死也操控于她的一念之间。在打压政敌、维护权威上，慈禧太后从未手软。即使一国之君的光绪，或囚或杀，不过决于其一言而已。
慈禧一生两次发动政变、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始终可以稳稳地运大清国脉于她股掌之上，缘由何在？梁启超先生在其《论正统》中早已给出了答案。历代最高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慈禧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达47年之久，其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诸次斗争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千百年来，中国的皇帝乃“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因此君主的权力，决不能容许任何人分享。否则，即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天下人人得而诛之。
今天，在大英图书馆的珍品展厅，游客们可以看到一张陈旧泛黄的羊皮纸。它是距今已有约八百年历史的《大宪章》，边缘已经残破，字迹早已模糊，但它作为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的永久见证，展示的是英国历史不朽的荣光。这张羊皮纸的背后，凝聚的是英国人八百年的血火斗争，八百年的政治智慧。
《大宪章》签订的八百年来，世界上有多少王朝被推翻、多少国王在民众的怒火中丢了性命？英国的温莎王朝却为何能经久不衰、受人爱戴？这不能不说它有杰出的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然而，王权和民权之间的激烈斗争，是英国政治史发展的一个主线。正是在这样的抗争博弈之中，英国走出了中世纪，走进了现代世界。
从表面看，维多利亚女王留给人们的似乎一直是温文尔雅的形象，和不计得失甘当幕后英雄的淡泊宁静。事实上大错特错，她巩固扩大专制王权的欲望和热情，并不见得比慈禧太后小。特别是当她坐稳王位后，一有机会，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维护、巩固甚至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加强王权专制。在夫君阿尔伯特亲王的鼎力辅佐下，她甚至曾经有机会，走上慈禧那样一言九鼎的专制之路。
帕麦斯顿是女王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在英国政界掌握大权长达20年之久的帕麦斯顿，有着非常高的声望，被称为“主宰英国政治的天才”。他行事果断，胆识过人，同时又野心勃勃，目中无人。经常骄傲地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英国的强大，足以承担任何风险。”
维多利亚女王遇到这么一位刚愎自信的大臣，注定将有一场恶斗。
见多识广的帕麦斯顿出任外交大臣时，根本不把女王夫妇放在眼里。对于女王的意见，他不予理睬。他故意把外交部的重要公文拖到很迟才交给女王，这样女王根本就没有时间细看甚至修改，有时他一意孤行，压根儿就不送给女王。后来他干脆就耍起无赖来，公文送上去，女王表示了异议，但经过女王修改后的公文还是一字不动照老样子发往国外。当事情被女王发觉时，他便油滑地向女王赔不是，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训斥处理部下，此类事情绝不重犯。但下一次，帕麦斯顿又假装没有时间而直接把文件发往国外了。
女王终于忍无可忍，她通过首相直接转交给帕麦斯顿一封信，措词严厉地声明，今后一切经过她批准的方案，大臣不得擅自更改修正。否则，她将认为是对君上毫无诚意，理所当然地行使她的宪法权利，罢免这位大臣。
帕麦斯顿从女王的信中嗅到某种气息，但自负的个性使他无动于衷。
女王不能容忍这样的漠视与愚弄。在丈夫阿尔伯特的协助下，她不断向新任首相约翰勋爵施加压力。终于，一项旨在反对帕麦斯顿的议案在上院以压倒多数通过。然而，在下院的讨论中，帕麦斯顿显示出了他老辣的政治手腕，把下院当作了他个人表演的专场。在一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以滔滔不绝的雄辩和完美演讲，击败了政敌，再次脱离险境。
对于下院的决议，女王夫妇感到非常失望。女王夫妇下定最大决心要赶走帕麦斯顿，首相约翰在强大的压力下也失去了耐心。于是历经多次艰难的较量，帕麦斯顿最终遭到了罢免。维多利亚夫妇大感轻松，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可惜天不假年，她最得力的助手阿尔伯特亲王过早地逝去了。否则，如果他再活30年的话，如同后来一味奉迎女王的首相迪斯累利所说：“如果他活得比我们这些‘老手’长的话，我们就能享受专制统治的好处了。”
维多利亚在位64年间共经历了20届内阁、1l位首相。她与其中大部分首相都曾发生过冲突，相处麻烦不断。尤其是曾经四届首相的自由党人格莱斯顿，与维多利亚矛盾重重。
普法战争后，法国帝制的废除，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报刊上不断出现攻击王室、攻击君主政体的言论。他们甚至提出了废除女王，成立共和国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本叫《她用此做什么》的小册子被印刷了上百万份到处流传。小册子称女王每年有六万镑的年俸供其私用，而这一笔国会指定专用的钱被挪作他用，中饱了维多利亚的私囊。这种言论广泛流传，人们确信维多利亚女王侵吞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产。有人公开宣称：“国君的礼仪职司实质上已经终止了!”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即废除国王。
这是维多利亚一生最为凄惨的时刻。大臣们、报刊、民众合在一起激恼她、责备她、曲解她的所为，到处没有一点同情和尊敬，她声称自己是“一个惨遭误解的女人”。繁重的工作和孤立无援的处境，几乎将她压垮。维多利亚以她纤弱之躯抵挡着、反抗着。但惟一结果是使自己心力交瘁，徒唤奈何。
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的上台，更把已经风声鹤唳的维多利亚逼向绝境之地。
首先不能容忍的是格莱斯顿对陆军的改革。自古以来，陆军就与王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她看来，任何改革都将危及皇室利益。她的夫君阿尔伯特在世时，对陆军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而现在，根据格莱斯顿的命令，总司令不再属女王所管，而是隶属于议会和陆军大臣了。这是最令女王反感的一项改革。她感到这是对她个人地位的巨大威胁。她努力地抗议、反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久，女王与内阁之间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发生了。1881年初，她在出席议会致辞时惊讶地发现，未经自己许可的她的讲稿竟被篡改了。讲稿中的内容早已偏离了政府此前的既定外交策略，这是她坚决不能接受的。争执之中，在枢密院会议上，有的大臣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他们认为女王粗暴地干涉了政府的政策，放话说与其这样就不会让女王出席会议。双方难以达成妥协，不欢而散。内阁大臣们一个个拂袖而去。临出门时，他们冷冰冰地抛过来一句话：“君主只能按内阁大臣们的意愿致辞。因为君主的职责是，只能点头，而不能争辩!”
格莱斯顿触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浪潮接踵而至，维多利亚女王如坐针毡，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之后尘，被赶下那金碧辉煌的宝座。这个一向倔强的女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格莱斯顿把一份份代表内阁的议案摆到她的办公桌上逼她签字时，她愤怒得恨不能一把火烧掉这些完全违背她本意的文件。无奈中，她终于在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名字……尽管一次次表现出烦躁和愤怒，她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维多利亚女王心中积郁忧愤之情，当格莱斯顿在新一轮的大选中败下阵来时，她才出了一口恶气。离开内阁那天，格莱斯顿前来拜别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只冷漠地说了一句：“格莱斯顿先生，我想你现在总该休息一下了吧!”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白金汉宫还是在紫禁城，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都一样激烈残酷。但维多利亚女王和政敌的斗争，无论如何都是在宪政的轨道上进行。而慈禧对政敌的打压，则完全取决于维护王权的需要，是千百年来宫廷阴谋的一再上演。
在英国，“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而反观中国的皇权制度，我们有的是“法乃天子之神器”、“权者，君之所独制”。先刑后法、以刑代法、以权凌法，使皇权下所谓的“法”，不过成为治国之器物，侍奉权力之律令工具而已。当法律本身都横行不法，那还有什么样的规则能够被遵循？当权力本身肆无忌惮，社会失序也就成为必然结果。这样的统治模式，使加害者与受害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任何时候都失去了安全感。受害的，是所有人。
在与大臣们的权争中，有一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维多利亚。激进好事的帕麦斯顿被她一手赶下台后，正当她满以为他“年事已高将不会再有多大的作为了”，可是几年后，这个家伙却再度发迹，一举成了英国的首相，她不得不痛苦无奈地授权他进行组阁。“不倒翁”帕麦斯顿的死灰复燃，逐渐使维多利亚明白，帕麦斯顿的最终胜利与其说是他个人能力与权术之胜利，不如说是他的主张与政策吻合了时代的节拍。她感到自己个人的力量已无法与时代之潮流做你死我活之战斗。废除至尊、削弱王权、追求自由平等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得人心的潮流，如果她不顺应这个潮流，就真的连现在的地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她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一步步朝一位成熟的立宪君主迈进。
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对维多利亚这种“统而不治”的方式嗤之以鼻。德龄作为慈禧的贴身宫女在清宫生活了两年，她在回忆录《清宫二年记》里，记载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话：
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实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无话可说，只需要在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亿臣民，都是依仗着我的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官职任命之类的事情。遇到大事，还得我亲自作主。
漂亮的谎言背后，是皇权政治流血的本质。
由于慈禧的一误再误，晚清社会的政治体系不但面临着权威危机，而且还面临着统治危机。慈禧虽然晚年决意进行比戊戌变法还激进的改革，但她一切改革的前提，都是不触动自己的权力。她的最大能力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作敢为，而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慈禧是政治强人，但不是大政治家。戊戌年间，王照曾指责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
1900年，当新世纪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儿孙绕膝的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伦敦白金汉宫安详地度过她最后的时光。8月15日，北京的德胜门，大清皇家军队凯旋入城的胜利之门，一身农妇打扮的慈禧太后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逃往西安。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位是东方帝国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国”的女王，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却在踏进二十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她们的经历说明，“把权力关进笼子”，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统治者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只要皇权专制的基因还存在于我们的社会肌体，人民要想真正走出皇权的阴影，走上属于自己的“现代性”道路，可能还需要很久。
【摘自：《随笔》2013年第4期 文/王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