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首次展出了归国志愿军烈士的遗物，总计372件。“煌煌烈士尽功臣，不灭光辉不朽身。”据了解，现已确认的抗美援朝烈士达19.7万人。这次展出的遗物，主要来自24名有清晰可辨名章的归国志愿军烈士。破损的鞋底、被子弹打穿的钢盔、刻有姓名的印章，都是他们用生命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见证。
马世勋和李维波要去看望这些战友，看望这些曾和他们在同一片战场战斗过的兄弟们，去和他们“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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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寻找团圆的答案
■解放军报记者 杨明月 特约记者 鲍明建
参观者在烈士纪念馆内参观。中图为展出的志愿军烈士遗物，下图为蔡正国牺牲时的血衣。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制图：苏润淇
1月15日那天，随风摇曳的红灯笼，祝福新春的红对联，为冬天的辽宁省沈阳市添上喜气洋洋的装扮。那几天正值“三九”，沈阳白天的室外温度为零下十几摄氏度，让赶着与家人团圆的路人归家的步履更加匆匆。
两位88岁的老人马世勋和李维波却都在这天出了一趟“远门”。他们要去的是同一个地方——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天冷路滑，两位老人一个腿部患有滑膜炎，走路困难，一个戴着助听器双耳依然不太听得见。他们的家在烈士陵园的南北两个方向，到纪念馆路途遥远，一个要坐20站公交车，另一个要坐34站公交车，单程乘车时间都接近2个小时。
然而，他们有一定要去纪念馆的理由。1月1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首次展出了归国志愿军烈士的遗物，总计372件。“煌煌烈士尽功臣，不灭光辉不朽身。”据了解，现已确认的抗美援朝烈士达19.7万人。这次展出的遗物，主要来自24名有清晰可辨名章的归国志愿军烈士。破损的鞋底、被子弹打穿的钢盔、刻有姓名的印章，都是他们用生命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见证。
马世勋和李维波要去看望这些战友，看望这些曾和他们在同一片战场战斗过的兄弟们，去和他们“团圆”。
团圆，是千里之遥的归途
等了那么多年，一刻也等不下去了。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宣教科的王春婕科长，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从办公室跑出来，一直跑到陵园外的道路上，等待着即将驶来的运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的车辆。看到挂着红色条幅的车辆驶近，她的泪水止不住滑下脸庞，红色条幅上的大字映入她的泪眼：“祖国和人民永远铭记你们”。
那一天是2014年3月28日，首批437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回忆起那一天，王春婕依然在记者面前落泪：“1951年建园后，除了1953年安葬了123位志愿军烈士，再没有烈士‘回家’。”王春婕知道自己见证了历史。
经过5年重建，去年12月11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重新开馆。提起纪念馆里的文物，一直参加重建工作的王春婕显然有许多话要讲。当记者问到“你最有感触的展品是哪一件”时，她将记者带到了一件血衣前。
60多年过去，这件衬衣上的血迹已经变成黑褐色，但浸透了整个右胸部的这一大片黑褐色，以及右胸口处那个刺眼的洞眼，都能让人联想到血衣的主人牺牲时的壮烈。血衣前的说明牌上写着一句话：“蔡正国牺牲时的血衣”。朝鲜战场上，有4位志愿军军级领导牺牲，其中3人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蔡正国是志愿军第50军副军长，1953年4月牺牲，距离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只有3个月。
在烈士陵园的烈士英名墙上，刻有197685位烈士的英名。陵园经常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信和电话，询问家人是否是197685分之一。每每接到这样的询问，王春婕和同事都会认真寻找，并及时给予答复。
记者和王春婕站在烈士英名墙前，看着一个个英烈的名字，浮想联翩。突然，我们耳旁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王春婕说，附近是沈阳飞机工业集团。记者想起，那里被誉为“中国歼击机的摇篮”。
记者抬头看天，头顶的天空湛蓝，阳光正好。
团圆，是亲情牵系的血缘
2019年9月29日，一场烈士认亲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6名归国志愿军烈士身份得到确认。
离家还是少年之身，归来已是英雄忠魂。这6名烈士，是陈曾吉、方洪有、侯永信、冉绪碧、许玉忠和周少武。
2014年至2019年，先后有6批共599位从韩国迎接回来的志愿军烈士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息。在599位烈士的上千件遗物中，有关部门以24枚刻有个人名字的印章为线索，通过查找档案，发动社会力量，进行DNA检测等方式，最终确认了这6位烈士的身份。这一天，6位烈士的亲属从祖国各地来到陵园，和亲人“相聚”。
那一次活动中，陈曾吉的弟弟陈虎山带来了大哥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陈曾吉手握钢枪，英姿飒爽。许玉忠的两个侄子、一个侄孙从河北老家赶来，在英名墙前摆上了一抔黄土、一把小枣、一捧花生和6个苹果。“三伯就是吃着老家的枣子、花生参了军。”64岁的许同海说，“现在三伯回来了，让他再尝尝家乡的味道、摸摸家乡的泥土吧！”
活动结束后，王春婕发现有几个人蹲在广场前方的那片杨树林里忙着什么。她上前询问，对方自我介绍，说他是烈士冉绪碧的侄子冉方章。原来，他们特意从家里带了一株蒲公英，种在了这里。
交谈中王春婕得知，冉方章家里还留有烈士冉绪碧的遗物。1个月后，她和同事赶到冉方章位于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龙兴村的家中。还在干农活的冉方章见到他们前来，立刻回到家中把叔叔的遗物拿了出来，一盏煤油灯、一个算盘和一个木制书箱。冉方章告诉王春婕，他们自小听爷爷说，叔叔1949年参军，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爷爷早就有交代，一定要保管好叔叔的遗物。
“家里老人都说，如果叔叔活着，一定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冉方章自豪地说。
“我们已经对遗骸附随的5000多件遗物一一登记造册，建立了电子化档案。”王春婕说，“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的科研团队也从2015年起承担了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数据库建设任务。相信我们一定会帮助更多的志愿军烈士找到亲人。”
团圆，是永不停止的思念
88岁的志愿军老兵李维波还记得，他是如何在朝鲜战场上过春节的。
1949年9月，正在沈阳绥中中学读书的李维波得知东北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瞒着家人报了名。之后，李维波以学校文工团组织下乡演出为借口离开家乡，和同校的14名学生一起到东北军政大学报到。次年10月，他从东北军政大学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志愿军高射炮兵第504团，成为一名高射炮炮手。
“吃饭睡觉都不能离开炮，因为你不知道飞机什么时间来，每分每秒都得做好准备。”在李维波看来，作为一名高射炮炮手，最艰苦的就是时刻要守在炮旁，始终处于战备状态。在朝鲜的1000多个日夜里，李维波和他的战友们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温饱饭。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李维波和战友依然苦中作乐。那年春节，炊事员煮好饺子，“饺子刚下锅，警报就响起来：敌人的飞机来了！”所有人立刻进入战斗状态，炊事员也不能闲着，战时，他们还要负责扛炮弹和救护伤员。
等结束战斗回来，他们一看锅里，“饺子变成片汤了。”
1953年4月，李维波被调到长春高射炮兵教导大队学习。人虽然回国了，他的心似乎还留在异国的战场上。回国后的1年多时间里，他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时候旁边的人大喊一声，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打一个激灵。”
不仅如此，炮兵生涯还“夺走”了李维波的大部分听力。但李维波对此处之泰然，早在成为炮兵之初，他就知道失去听力是所有炮兵都要做好的“准备”，“高射炮发炮时声音很大，但为了听清口令，不能戴耳塞。”
走上纪念馆二楼，李维波仔细地观看展出的归国志愿军烈士遗物。这次展出的烈士遗物并不多，大多都是遗骸附随的遗物，子弹壳、胶鞋底、腰带、水壶……看上去都很相似，李维波却一个又一个展柜看得认真。
整个展览，遗物旁的说明牌只标注有所属烈士的名字，没有更多的文字描述，但一物胜千言。专程赶来的志愿军老兵马世勋，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他说，自己好像回到了朝鲜战场，眼前全是战士们拼杀的画面，耳朵里是炮弹爆炸的声音。
10年来，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马世勋和李维波都会来烈士陵园做义务讲解。中午时分，陵园内参观者寥寥时，他们会静静地坐在陵园一角，思绪万千。
“到这儿来讲解，既是想告诉大家志愿军战友的英勇事迹，也是想陪一陪那些还没有找到家人的无名烈士，告诉他们，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会永远想念他们。”李维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