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恩布尔提醒听众，二战时期中国是西方一个很重要的盟友，他甚至认为澳大利亚因为中国而转危为安，“若中国被打败……日本不仅会投入更大资源对付澳大利亚，还可能如希特勒要求的在1942年入侵西伯利亚。”
特恩布尔的演讲并非不切实际的历史修正主义。他的论点得到近来历史研究的支持。英国知名中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教授拉纳·米特，不久前出版了题为“被遗忘的盟友——1937-1945年二战时期的中国”一书。设想一下，若阿博特不久前访问北京时发表像特恩布尔那样的讲话，对澳大利亚将是个外交胜利。中国人怎么可能不感激一名西方领导人对其历史最黑暗时期的同情理解?
特恩布尔对中国的理解受到基辛格《论中国》一书的影响。这名美国前国务卿认为，中国专注于维持经济增长，无意向别国强加其政体。特恩布尔表示，“正如基辛格所说，中国与苏联、甚至美国不同，并不寻求说服别国接受其价值，遑论政府制度了。”特恩布尔认为，中国作为世界最重要贸易国的地位支持了他的论点——中国崛起将基本上是和平的。
不论人们如何看待特恩布尔有关中国崛起的评价，他对中国屈辱近代历史感同身受的理解，恰是澳高层政治领导人如今所缺乏的。中国的国家叙事方式一直受到其历史记忆的界定，把握这点是理解北京意图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