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做法很容易联想到中国90年代时的类似思路：江泽民担任军委领导后在张万年和朱镕基的建议下，采取了逐步收缩、分步整顿的办法来应对这一问题。毕竟，越共十二大前后的党建工作深受中国理论影响，更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模式”的追随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军经商和中国军队经商的源头相近。解放军当时的目的是为了补贴军用，试图“以军养军”。然而之后多年的情况反映，经商对部队危害很大。
相当数量的干部和部队不务正业；与民争利，影响军政军民关系；容易滋生腐败，腐蚀干部，败坏部队风气。越军目前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而就全面停止军队经商来说，中国的探索经验可以被越南所用。
对中国来说，目前的停止军警“有偿服务”的工作已经进入到投资金额大、涉及民生广、利益纠葛深等特点的领域。其情况愈加复杂，难度明显加大，任务非常艰巨，甚至需要军地合力解决。而这一点对于经验不足的越军恰恰起到了帮助作用。
鉴于越军负责经济的副防长陈丹已经在5月上旬多次主持“军队移交地方”的相关会议，可以想象，未来越方很有可能会在越南复制中国经验。而越共更有可能在其管理思想上展示“中国模式”下的独特之处。
